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一、全球化、法制现代化的概念 （一）全球化 全球化是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各领域逐步一体化、国际化的客观的自然进程。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人类经历过１５００至１８世纪中叶西方对外扩张、１９至２０世纪西方化以及现今以电子商务为主导的全球化等三次全球化浪潮。同时,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关系和市场一体化为基础的自然的客观进程;也是一个受到政府介人和政治家参与的人为推进的过程;更是一个包括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和法律领域的全方位的发展过程。 （二）法制现代化 法制现代化是从人治型价值规范体系向法…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法制建设

经济全球化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力度向前推进,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和不可抗拒的客观现象。经济全球化催生法律全球化,而法律全球化使得中国要迫切加快法制建设的现代化进程。对此,我国应抓紧时机,构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法律体系,进行法律制度改革,推进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实现司法独立,早日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本文探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方向。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理基础

法制现代化与地理存在一定的关联性.15世纪以来西方的世界性扩张不仅在地理空间方面结束了各古老区域文明的相互隔绝状态,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关系整合,而且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西方的法律制度开始向东方国家扩张.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也在全球地理背景的影响下开始了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法律移植与法制现代化问题研究综述

法律移植与法制现代化是近年来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法律移植对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系到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围绕研究法律移植对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作用、目的以及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对策和建议等问题,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探讨,研究取得了不少有益的成果,但在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界定标准方面,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全球化语境与法制的差异性

全球化是近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在媒体与法治语境里出现频率颇高的词汇,首先是经济领域,继而在法律领域,乐此不疲的套用者甚众。与全球化直接相关的是法制现代化。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社会文明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法制思想(如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     

论近代全球化浪潮中的法律发展

公元 1 5 0 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后 ,人类社会迎来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这次全球化浪潮中 ,全球范围内展现出一幅以法制现代化和全球化为内容的近代法律发展图景。1 6世纪 - 1 9世纪末的法律发展是法制现代化与全球化互动的、彼此交融的历史过程 ,是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和统一 ,是以西方国家为主要发源地、其他国家共同参与的、多样化的法律发展历史过程 ;同时 ,法制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也暴露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和历史局限性。     

儒家法律文化与中日法制现代化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为何举步维艰、一波几折，而同具有儒家法律思想传统、曾为中华法系一员的日本为何能迅速地成为法治强国？从法律文化角度而言，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对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适时地进行改造，从而正确处理好传统儒家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中日法制现代化迥然不同的结果及其原因的分析，比较了传统儒家法律思想在中日法制现代化中的作用，最后指出，在中国要实现法制现代化不能抛弃也不能全盘继受传统的儒家法律文化，而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儒家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同时，对本土儒家法律文化和世界法律文明的优秀成果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实现法律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最佳整合     

法律全球化概念探析

全球化思潮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法律全球化理论在学界引起诸多争论,本文对其梳理并就其内涵作出界定,提出这是一种国家法与非国家法多元互动的全球化进程,进而表明法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互动关系简论

我国是一个具有深厚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 ,如何处理现代法制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一般理论入手 ,着重分析了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法律文化资源选择模式的差异和联系 ,并结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制现代化道路来。     

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公丕祥在《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上撰文《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现代化》指出，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条件。众多的文献分析表明，到了19世纪初叶，传统中国社会的法律尽管在质的方面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     

中外学位学历互认协议的法律性质、效能及发展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历学位相互承认问题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中外学位学历互认协议是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重要途径,从本质上讲中外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应该属于国际条约法的范畴,具有促进相关主体权益的保障、提供学位学历的法律保证、提高院校质量的可靠性、促进留学市场的规范性、增加中国教育的认可度、促进国际教育服务的自由化的法律效能。未来中外学位学历互认协议的发展趋势将集中在协议内容更加细化、互认方法更加多元、互认协议更关注实施效果、互认协议与国内法的衔接更加完善等方面。     

法律移植之外的第二条道路——中国法制现代化路径之反思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形成,中国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内外环境在当下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法律移植"于推进法制现代化建设而言凸显出前所未有的局限性,而"法治中的本土资源"则可能是摆脱"立法中心主义"、促进法律的实效性、提升中国法学声誉的有效途径。     

从司法实践的视角看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法制建设--论法与社会的互动

在全球化背景下 ,我国将面临法律移植、法制现代化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变革 ,这必然要求我们以多元的法律意识来取代单一形态的法律意识 ,以多元的理念与规则推进政治和司法体制改革 ,协调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作为规则的“法”和民间规范等的关系 ,从而使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在全球化时代也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清末民国检察文书的转型与司法现代化——基于司法档案的考察

清末以降的检察制度整体而言处在不断变革和进步之中,其文书的变化尤为明显,作为官方记录反映出司法现代化的进程。在检察制度建立之初,中国传统司法审判中最重要文书之一的批词被适用为主要的检察文书以为过渡,相应的起诉文书也初现雏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批词转变为近代化的规范文本,起诉书、上诉书现代化成型,其格式、内容也不断适应中央层面的现代化的改革需求,在短短二三十年间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然而形式上的检察文书快速转型与实际检察运作不一致的现象也凸显出近代中国在司法现代化过程中的根本性矛盾。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不断产生和不断被解决的转型治理过程。其中,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正义优先体现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的一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四中全会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具体表现为: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对社会现代化和转型治理基本规律的自觉把握;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制度,完善以法律法规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构建;坚持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社会转型问题的系统治理;把公平正义作为坚持完善法治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和民生保障制度的逻辑主线,科学把握现代化后期转型治理的重要内容;坚持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相结合,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治理的社会主义风貌。     

论刑法国际化下我国刑法的发展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法律制度的国际化步伐也在加快。基于对人权保护重要性的共识,刑法国际化已经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刑法完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国作为法治后发型国家,其刑法现代化的进程应该顺应当今世界的刑法趋势,在刑法国际化的背景下,应立足于中国已有的刑法国际化立法,积极合理地吸收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在注重我国刑法本土化发展的同时,注重刑法理念的更新和现有刑事制度的完善,减少我国刑法国际化进程中的差异性,以便促进我国刑法的长足发展,实现刑法应有的机能。     

历史境遇与法系构建:中国的回应

法文化传统的取舍在中国法律近代化中已有合理结论,而法律移植作为法治构建和运行的必然选择已成为历史定论。二者合乎逻辑的契合,才能创制法律的本土化,并使新构建的法律符合中国的国情状况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从而使法律辉映出应有的权威性效力而成为制度事实。历史的理性回应是,必须消除法律的虚无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牢固树立法治观念,构建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也意味着生态文明法治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在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却也面临新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为谁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如何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以及建设何种生态文明法治体系等重大问题,是新时代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此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建设不断深化,坚持整体谋划思路,提升生态文明法治体系科学化水平,坚持现代化方向,推动生态文明法治体系迈向良法善治。     

试论法律移植及其本土化

当前,在法律全球化发展趋势下,如何科学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并将移植法律与本土资源充分结合,在本土资源认可和整合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移植法律的效用,是我们实现法律制度现代化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