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坛见闻

<正> 今年六月,我随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访问期间,我们拜会了日本法务省、最高裁判所、最高检察厅的负责官员,访问了日本辩护士连合会、日本公证人连合会、司法研修所、东京大学法学部、东京家庭裁判所、多摩少年院、远东犯罪问题防治研究所,旁听了刑事审判,并和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等地的法律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每到一处,都受到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十天时间,要想了解一同的法律制度,那是太短了,即有见闻,也不免浮光掠影。现仅就这次短期访问感受最深的几点写成这篇短文:     

中国法学会代表团访问日本

<正> 应日本关西日中法律交流协会的邀请,王仲方同志率领的中国法学会代表团于1984年4月3日至13日访问了日本。代表团在访日期间,广泛地接触了日本的律师、法学教授、法学研究工作者、妇女活动家和企业家;分别拜会了最高裁判所、法务省、国会法务委员会的有关领导人;访问了大阪、京都、奈良、神户、广岛和东京等城市;参观了各地的裁判所、检察厅、大学法学部和律师事务所。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隆重的欢迎与款待,受到日本法律界的     

日本律师法与律师道德

一、一九四九年律师法的制定 1946年,日本在投降后的一片混乱之中,公布了新宪法。新宪法为日本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新宪法挂出了“司法独立”的招牌,规定“一切司法权属于最高裁判所及依法律规定而设置的下级裁判所”,并且标榜什么“保障基本人权”,保证法官作出“公正无私的判决”等等。因而基于新宪法,日本制定了裁判所法与检察厅法。尽管早在战后与制定新宪法过程并行,日本律师们已掀起了以律师自治为中心课题的修改律师法运动,但是,日本司法省为了放宽追究战争责任和保存战前干部,关于修改律师法的意见,特别是对于律师自治     

权利之限：侵权审理法院能否直接裁决专利权的有效性——析日本最高裁判所的“Kilby第275号专利上告审判决”及影响

日本,在其近100年的审理专利侵权诉讼的历史中,对审理侵权的法院(裁判所)是否可以对专利权的有效性进行判断这一问题,耗费了很长的时间,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解决该问题的学说,但因各有利弊,一直没有形成定论.在此背景下,日本最高裁判所第三小法庭,于2000年4月11日做出了"Kilby第275号专利上告审判决",该判决采用了权利滥用学说并将权利滥用的成立要件适当放宽,这样审理侵权的裁判所不必等待特许厅的无效审决生效,即可做出实质上视专利权为相对无效(在当事人之间)的判决,从而确立了一个可迅速做出是否构成侵权判断的途径.该判决在日本专利裁判界引起了强大的反响和关注.而且,它也给日本的专利侵权诉讼模式带来了新的变化,并促成了自2005年4月1日起成立一个作为东京高等裁判所的一个支部的知识产权高等裁判所的立法上的改革.     

简评日本刑事司法实践对不作为义务的认定

对不真正不作为义务来源的认定,始终在刑法理论研究和实践领域存在争议。日本最高裁判所近期通过了一个不作为杀人罪的判例,首次在司法层面承认了不真正不作为义务来源之一的保障人义务。     

日本裁判所和检察厅简介

日本的裁判所即日本的法院,检察厅即检察院。一、裁判所现在的日本裁判所是根据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通过的《裁判所法》设置的。裁判所是日本的审判机关。除日本国宪法有特别规定外,裁判所可裁判一切法     

日本近期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中心赴日考察报告

应日本法务省的邀请,在法务省特别顾问松尾浩也教授、早稻田大学原校长西园春夫教授、早稻田大学田口守一教授的支持下,由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组织的,以陈光中教授为团长的访日考察团一行9人,于2004年11月21日至30日对日本近年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考察.考察团由中国政法大学多位刑事诉讼法学的教授及立法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律师界的有关人员组成.在日期间考察团访问了日本法务省、最高裁判所、东京地方裁判所、东京地方检察厅、日本律师联合会、早稻田大学、大阪大学,旁听了法庭审理刑事案件,参观了少年犯医疗院、监狱等.时间虽短,但广泛的交流,深入的访谈,使考察团对日本近年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及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有了比较准确、系统的了解和掌握.以下分六个专题予以介绍.     

韩日强征劳工案:评析及启示

这个案件是韩国大法院首次裁定日本企业应该就殖民统治时期强制征用韩国劳工作出赔偿,不仅推翻了日本最高裁判所的判决,而且是韩国受害劳工在赔偿问题上在韩国、日本、美国提出多次诉讼后,首次获得胜诉。由于中国在对日劳工诉讼中面临一些类似的问题,因此,我们试就这个案件做一些分析,以探求对中国有益的启示。一、韩国判决可能面临的问题韩国大法院的态度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于曾经饱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韩国国民进行司法救济,不     

日本司法教育培训制度——国家检察官学院代表团赴日本考察

以国家检察官学院党委书记林有海同志为团长的学院代表团一行6人应日本法务综合研究所的邀请,于2002年6月10日至6月19日赴日本对其司法考试及司法官教育培训情况进行了考察。这次访问是国家检察官学院与日本的司法教育培训机构的第一次交流,代表团先后会见了日本最高检察厅现任的     

日本刑事案件中的无罪率

<正> 根据日本1978年司法统计年报统计数字,在达一年间,日本地方裁判所宣判的判决,共有65,472人,其中宣判无罪的,只有143人,无罪率为0.22%;简易裁判所宣判的判决共有18,867人,其中宣判无罪的,只有98人,无罪率为0.52%。     

法院对政府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审查——第十届最高行政法院国际协会大会综述

<正>2010年3月7日至11日,第十届最高行政法院国际协会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行政法院和行政裁判所对政府行政决定的审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并提交了《中国法院对政府决定的司法审查》。     

从立法不作为论看最高法院的动向

一、报告的目的与范围1．日本国宪法规定:“最高裁判所是拥有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或处分是否符合宪法的终审裁判所。”根据此规定,战后我国的裁判所享有极大权限的司法审查权(即违宪立法审查权)。并且审查权的对象是所有的国家行为(法律、命令、规则或处分),即使未在宪法81条中明确规定的也可以     

日本检察官的权力

１８７２年，日本引进了近代检察制度，１９２２年建立了受德国法律影响的检察制度，在裁判所中设立检事局，赋予检事局内的检察官以侦察权和提起公诉的权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宪法的制定，１９４７年日本制定了《检察厅法》，明确规定检察官有侦察权。１９４８年制定了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自此，源于大陆法系，又受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影响的日本检察制度确立。日本检察厅与裁判所是相对应的。最高检察厅１个，高等检察厅８个，地方检察厅５０个，区检察厅４０５个。日本检察厅中，有１２００名检事，９００名副检事，９０００名检察事…     

从日本第三次司法改革看我国司法改革存在的问题

引言笔者作为客座教授于去年９月在日本新泻大学讲学一年。在此期间 ,正赶上日本进行二战后的第三次司法改革 ,而此时 ,我国的司法改革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为此 ,我怀着浓厚的兴趣 ,对日本这次司法改革的基本做法进行了一定的考察 ,以期对我国的司法改革有所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日本先后进行了三次司法改革 :第一次是二战结束之后在美国的干预下所进行的司法改革。这次司法改革是在日本废除了明治宪法 ,制定了实行国民主权原则的日本国宪法的基础上进行的 ,其主要内容是“赋予裁判所完全的司法权和违宪审查权 ,禁止设置二战前行政裁判…     

英国行政裁判所制度最新演进

近年来英国行政裁判所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组织体系和程序规则领域。组织体系方面,行政裁判所已经成为独立的司法裁判机构,将无序的各类裁判所纳入到新的两级管理体系当中;审判人员的选任也在专业性的基础上排除了行政权的干预。程序规则由新设立的行政裁判所程序委员会统一制定,按照司法化模式设计,在保证公正性的前提下尽量简化,以便于相对人的使用。组织体系和程序规则的变革有利于行政争议解决的独立性、专业性和公正性。     

日本金融市场"三国大战"

2004年8月30日,日本最高裁判所(即法院)宣告:无法采用三井住友信托银行的主张,继续维持东京高等裁判所做出的判断(即判决)。这个判断意味着三菱东京金融集团同日联金融集团之间全面经营合并的计划得以顺利实现,而住友信托银行同日联金融集团的合并谈判彻底“流产”,同时还表明整个日本金融市场,乃至世界金融市场的格局将重新划分。 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金融纷争,这在日本金融史上尚属首次。无论这场纷争的最终结果如何,世界上最大的金融集团都将在日本诞生。它的横空出世引起日本金融界甚至国际金融界的深切的关注。     

澳大利亚行政裁判所制度研究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澳大利亚新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行政裁判所制度。《行政上诉裁判所法》主要包括裁判所的组成和结构、申请、可以接受的审查、管辖、审查、裁决、对裁决的司法审查、裁判所对政策的态度等。这些做法对我国行政法制度的完善具有参考借鉴价值。     

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

本文根据英国行政法的晚近研究成果 ,探讨了英国行政裁判所的司法化性质及其制度机能 ,对英国行政裁判所的组织结构、裁判程序 ,以及相应的监督和救济 ,展开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论述。     

被害人介入因素与因果关系认定——以日本刑法学说与判例为基础的展开

因果关系的认定,乃是刑法总论中最具理论争议的问题之一,在司法实务中也颇为棘手。而被害人因素的介入,无疑进一步加大了认定的难度。对此,日本刑事法学界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相关学者也在既往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代表性的观点。本文拟结合日本最高裁判所的一个判例,围绕被害人介入因素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予以展开。一、基本案情及诉讼经过[1]4名被告人,在与其他两人共谋的基础上,在深夜的公园中,在将近2小时10分钟的时间内,针对被害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东京反诉案进展顺利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在中国起诉东中野修道、松村俊夫和日本辗转社侵犯名誉权案胜诉后．夏淑琴老人在日本反诉东中野修道和日本辗转社的案件进展顺利。2006年6月30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曾前往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应诉，东中野修道和日本辗转社当庭撤诉，案件变为夏淑琴的反诉案。半年来，此案已进行了四次庭审，最近的一次审理在今年1月19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