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一词的前世今生:词源和历史的交融

中文"检察"和"监督"在语义上有着密切联系。从域外审视,英法两国作为近代检察制度的主要策源地,其语言中表述或指代"检察"的词语主要源于拉丁文prōcūrare和prōsequor。通过整体分析词语的形成和流变能够发现:一方面,二词在原初便同中文"检察"、"监督"之意没有亲缘,而同中文"代理"、"控诉"之意颇为相近;另一方面,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二词也始终保持了其本意并与"检察"、"监督"之意无任何勾连。此外,俄语中指代"检察制度"的相关词语也是直接根源于拉丁文prōcūrare。域外表述"检察"相关词语的词源、词义同其检察制度发展历史的相互交融,整体塑造了西方对"检察"的理解和认识。中西方对"检察"词语的理解差异,直接影响到有关检察权能属性、内容、检察制度等方面的理论认知和现实实践。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发展过程,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不断加强的过程。这一机制的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并未根本上解决问题,其症结在于行政执法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强弱反差。从我国的国家权力体系看,能够有效钳制行政权的只能是检察机关。因此,要健全衔接机制,必须克服检察权的体制性、机制性和保障性三方面障碍。     

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

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是公诉 ,检察权在本质上主要表现为公诉权 ,以公诉权为基本内容的检察权在本质属性和终极意义上应属于行政权。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权力都是具体的诉讼程序性权力 ,与所谓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权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应该按照检察机关就是公诉机关的思路去改革司法制度 ,建立以公诉机关为核心、主导的审判前程序 ,同时改革现行的逮捕和其他侦查措施的审查批准制度。     

侦查监督制度的考察与反思——一种基于实证的研究

侦查监督相关实证研究反映,侦查监督权并没有充分控制侦查权。在侦查监督运行中,侦查监督权威与手段较弱,实务中侦查监督基本依赖卷宗。司法改革中检察机关进行了有所成效但值得商榷的探索。侦查监督权运行不力的原因在于侦查监督的理念突出犯罪控制而弱化人权保障,侦查监督主体对违法侦查行为与违法侦查人员缺乏制约,侦查监督职能行使的司法考核指标不合理。侦查监督制度的改革应以强化人权保障为目标,按照控权模式改造侦查监督权,提升侦查监督权威。     

新刑诉法实施后检察权运行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应对

新刑诉法围绕侦查权、公诉权、侦查监督权和辩护制度、证据制度等方面作了较大幅度的修订,进一步完善了法律监督制度,彰显了刑诉法人权保障功能。检察机关作为唯一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部门,刑诉法的修订必将对各项检察权的运行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将从基本的规范分析入手,对新刑诉法实施后检察权运行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应对进行必要的梳理和分析,以期为各级检察机关更好地适应新刑诉法提供参考。     

经济法责任的实现与公诉权的现代转型

经济法责任有着自己独特的形态以及责任承担方式,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主要是行政执法机制和诉讼机制,公益诉讼符合经济法责任社会性的要求,与经济法责任的实现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传统公诉权在我国长期被认为专指"刑事公诉权",客观上阻却了现代公诉权的拓展。随着现代法律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加强,传统公诉权制度日显单薄和不足。因此,建构现代公诉制度不仅是公诉权在具体制度中的应用和拓展,而且更加有利于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进而更好地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效实现经济法责任。     

刑事公益诉讼的价值分析与制度构建

刑事公益诉讼是不同于刑事公诉、自诉的一种独立的诉讼形式,在诉讼目的、提起主体、提起方式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在制度层面能够更新刑事诉讼民主理念、充实刑事诉讼法社会本位理念,在制度层面能够创生新的刑事诉讼起诉方式、创设监督国家公诉机关的新途径.从受案范围、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方式、条件、管辖与审理程序、举证责任分配以及激约机制等方面探讨了我国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问题.     

赋权与规制：我国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制度之构建

撤回起诉虽然不是刑事诉讼的一个必经程序,但它确是一种诉讼的过滤机制和补救措施,也是终止诉讼的特殊方式。现代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立法上规定了撤回起诉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权力,并构建出具有我国特色的撤回起诉制度,使检察机关名正言顺地行使撤回起诉权,并保障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制度公正、规范、统一的实施。     

我国侦查权的程序性控制

我国现有的侦查权程序性控制表现为以内部自律的科层制控制为主、外部他律的分权式控制为辅的基本制度格局。从制度构造的表象看,传统的线性分工模式、功利导向的控制方式和不彻底的程序性救济,暴露了侦查权程序性控制体系的残缺和现有制度的羸弱。在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的作用下,长期的科层制控制和检察监督所形成的固化观念,使我国侦查权的程序性控制陷入了理念上的“内卷化”,并逐步消解着以现有制度为对象而进行的种种机制性改良尝试。立足于未来发展,我国侦查权程序性控制的制度远景应该是建立合乎我国国情的司法审查模式,使侦查权的控制走向彻底的法治化和专业化。在既有的法律框架下,侦查权程序性控制的制度近景则是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后盾,通过与检察监督的衔接,建立审前程序中以检察机关为中心、审判程序中以法院为中心的二阶层控制模式;并通过与案例指导、国家赔偿、司法建议等制度的配套运行,形成制度合力,倒逼侦查方式和技术的改善,进而促进制度远景目标的实现。     

论检察机关的犯罪指控体系——以侦查指引制度为视角的分析

构建侦查指引制度是检察机关健全和完善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犯罪指控体系的基石性问题。经过近30年的实践发展,侦查指引在制度定位上实现了从法律监督向服务公诉的转变,并且在捕诉一体格局下获得了新发展。基于固有侦查模式存在的显著弊端,在全面推行刑事诉讼以审判中心的改革和社会犯罪形势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侦查指引被赋予了完善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重要使命。从理论上讲,侦查指引制度的构建和运行与警检结构的深层次命题并不存在绝对“依附关系”,但为了避免其落入颠覆警检结构的理论窠臼,有必要将侦查指引与参与侦查、指挥侦查进行合理区分,并正确认识监督与指引两项职能之间的冲突和调和。在运行多年并取得一定积极成效的同时,侦查指引也面临着一些内在问题和外来质疑,需要予以进一步解决。     

和谐社会呼唤建立暂缓起诉制度

在建立和谐社会背景下,检察机关对某些没有必要移送审判的案件暂缓提起公诉,体现了刑法的宽容精神。应从公诉权的本质、刑事政策要求等方面,对构建我国本土化的暂缓起诉制度进行分析。暂缓起诉制度只应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还应征得被害人同意。规范程序、加强监督等也十分重要。     

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现代法治精神和诉讼理念倡导对权力实行监督,防止司法腐败。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同样需要监督制约,以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通过对刑事审前程序监督制约机制进行比较研究,探讨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监督制约机制的必要性以及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公诉变更问题研究——以刑事诉因变更制度为视角

刑事诉因变更制度具有制约起诉变更权、限定审判对象和保障辩护权的重要意义.我国现行制度框架内,对公诉变更问题中存在的指控事实和指控罪名随意变更问题,不仅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制,而且有剥夺刑事被告人基本防御权之虞.英美和日本的诉因变更制度中对公诉和审判权行使范围的限制和对被告人防御权的保障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公诉裁量权视野下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权探究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世界各国普遍赋予了检察机关一定的公诉裁量权。撤回起诉权是检察机关公诉裁量权的权能范畴。检察机关享有撤回起诉权不仅有其理论依据,而且为司法实践所需要。本文通过研究我国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权的现状,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建议。     

暂缓起诉制度在中国的展开——以能动检察为背景的分析

检察机关能动地运用检察权,可以适应社会情势的不断变化,更好地解决刑事纠纷,实现实质的公平正义。暂缓起诉制度作为能动检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基本目的和自由裁量权方面,和能动检察有着相当的耦合。目的刑论和起诉便宜主义是暂缓起诉制度的正当基础。总结司法实践,可以从适用条件和附加条件两方面对中国的暂缓起诉制度加以构建。为了防范权力滥用,有必要从决定程序和救济程序的角度对暂缓起诉制度加以制约。     

论附条件不起诉

附条件不起诉作为轻罪非犯罪化处理的一种起诉替代措施,具有有效化解刑事纠纷、实现审前程序分流的功能。德国、我国澳门及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完全意义上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我国增设该制度既有必要性又具可行性,应当借鉴域外的共同作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刑事自诉制度重构刍议

目前的刑事自诉制度是随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颁布而建立起来的。应当说 ,中国的刑事自诉制度的立法初衷是美好的 ,但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操作中 ,这种制度已日见其弊端 ,而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司法权力的不合理分配。要解决司法权力的合理分配问题 ,在于加强检察机关由法律所赋予的各项职能 ,而这一点正是重新构筑新的刑事自诉制度的关键。     

检察机关适用酌定不起诉情况实证研究

酌定不起诉制度是基于起诉便宜原则而确立的,其通过对轻微犯罪进行非刑罚化的处置,适时终结已经启动的不必要的刑事追诉诉讼程序,是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载体。由于在法律规定、理解适用、工作机制等方面的原因,目前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率仍然极低,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效果,亟待改进与完善。     

中国的检察改革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中国检察制度的宪政地位和法治价值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的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具有法律性、程序性和事后性等特点 ,是对法律统一实施的最低限度标准的保障手段。中国检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与现实基础 ,并且在法律理念和制度建构方面与欧洲大陆法国家检察制度具有较多的相通之处。司法改革中 ,应当立足于国家法治建设的全局和现实需要 ,进一步发展和落实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度。为此 ,以检察权的拓展、约减和制约为中心 ,科学合理地配置检察权 ,以及改革检察官管理制度等内容应当成为中国检察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国大陆与澳门不控诉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的刑事不起诉制度虽然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时作了重大修改，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大步向民主化、法制化的迈进，但不起诉制度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已经显现出一些缺陷和不足，出现，了诸多问题，阻碍其应有价值和预期功能的发挥。通过比较、研究我国澳门地区的不控诉制度，来完善大陆的不起诉制度，对于教育感化、改造犯罪人，为我国即将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提供必要参考，增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