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在正义理论中的功能

本文认为当前各种关于正义的规范理论都借用了程序正义的正义界定功能。这一正义界定功能有别于程序正义这一广义概念所具有的其他功能。文章通过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正义理论例示了对正义界定功能的运用。文章的主旨认为,惟有对公平三个要素进行补充论证,对正义界定功能的运用才具有说服力。而从这一点着眼,各种正义理论常常是有缺陷的。     

主观程序正义理论中国化的逻辑及其展开

当代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在社会中培育程序正义理念的内生性动力，主观程序正义理论因其社会实证的研究方法而可能成为推动程序正义理念内生化的切入点。传统上的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研究主要基于跨文化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存在过于强调文化因素、忽视社会动态发展、滥用“集体主义”观念等问题。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需要超越此种模式，直面中国法治实践，将“文化”概念具体化、回到事实本身发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着力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论体系中恰当定位。在具体研究中，前述逻辑的展开表现为在政策导向中寻找突破口、在典型场景中寻找事实、在主观感受中寻找制度衔接等特点。通过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推动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和程序正义理念的内生化。     

探寻一种更具解释力的侵权法理论——对矫正正义与经济分析理论的解析

矫正正义理论和经济分析理论是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两种侵权法理论。矫正正义的概念源于亚里士多德,该理论通过在当事人之间实现应填补损害的赔偿来实现正义与社会福利双重目标;与之相对,经济分析理论认为其自身忠实地遵循了功利主义的要求并将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侵权法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分析理论所具有的外部性视角和面向未来型结构使其无法与侵权法相适应,而强调利益多元与价值平衡的矫正正义理论则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此外,区分经济分析理论与经济分析方法有助于为侵权法理论提供更加精确、有效的分析工具。     

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评陈瑞华教授《程序正义理论》

程序正义理论自20世纪末传入我国以来,法学、哲学以及其他诸多领域都深受熏陶,理论著作层出迭现。而我国研究程序正义问题的诸多学者中,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是最早系统论述程序正义理论的学者之一。在深耕程序正义理论研究的三十年间,陈教授不仅对程序正义的学术史作了系统的梳理与评价,还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了新的概念与理论,推动了程序正义的中国化进程。     

法社会学视野中的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是现代社会中受到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一般而言,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存在两种进路规范性的和描述性的.规范性程序正义理论是我国程序正义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这种研究进路虽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同时也存在难以回答的问题.而法社会学对于程序正义的描述性研究有助于克服这些问题,并可以加深我们对程序正义的认识和理解.     

罗尔斯正义理论演变脉络梳理

罗尔斯正义理论并非一成不变,从其理论提出开始便在论争中不断发展演变,与罗尔斯关于正义理论的《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和《万民法》三大代表作伴随,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基于《正义论》的普适正义阶段;基于《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正义阶段;基于《万民法》的全球正义阶段。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三个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其相互之间的承继关系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其发展脉络。     

论协商性的程序正义

传统的程序正义理论适用于对抗性司法程序,对于新出现的协商性司法程序不具有完整的解释力.根据认罪认罚程序和刑事和解程序的实施经验,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协商性的程序正义理论.所谓协商性的程序正义,属于一种基于结果控制而实现的诉讼价值,被裁判者自愿放弃了无罪辩护权,也放弃了部分诉讼参与机会,却有可能通过协商、对话和达成妥协,对诉讼结局发挥影响、塑造和控制的作用,从而获得最大程度的实体收益.协商性的程序正义建立在诉讼主体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功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可以被延伸适用于更多的非对抗性司法程序之中.从实质上看,协商性的程序正义理论并不是对传统程序正义理论的否定或取代,而属于一种必要的理论发展.     

也谈本土资源与法律多元——对本土资源论的一些思考

本文试图通过把握苏力先生在本土资源论中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思路 ,从知识论、核心概念、理论前提和逻辑论证等四个方面指出苏力的论证过程存在的问题。本文作者认为 :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挥功能是基于人们的共识 ,而非知识的特殊性 ;正是借助于本土资源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泛化与含混化 ,苏力达到了逻辑论证上的自圆其说 ;苏力的理论前提无法成立等等 ,并于文末指出理论的适用存在语境问题。     

行政裁量概念的比较观察

行政裁量是一个“舶来品”。由于我国学者在“拿来”这一概念时欠缺科学的梳理与鉴别,因而直接导致我国行政法学界长期以来对这一概念的误读、泛化,甚至滥用。本文在辨析考证域外行政裁量概念之演变和反思我国关于行政裁量理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厘清了行政裁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及其存在状态。     

再分配与承认:对弗雷泽正义"二元论"的批判

如何处理再分配和承认的关系是当代正义理论中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弗雷泽将承认和再分配作为正义的两个独立维度而统一起来,发展出了一种以"参与平等"为原则的正义"二元论"。本文认为她的"二元论"在逻辑自洽性上存在问题,她对承认概念的理解过于狭窄,从而误解了再分配和承认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前者依赖于后者。     

回应的无力——评诺内特与塞尔兹尼克的“回应型法”理论之缺陷

美国法学家诺内特与塞尔兹尼克的“回应型法”理论欲解决法律的完整性和开放性之紧张关系，从而实现法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完美共存，其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该理论很不成熟，且存在广些致命的缺陷，如回应法理论的核心概念“目的”难以普遍化和具体化、作者对“回应型法”理论的严重不自信、法的完整性和开放性的紧张关系难以克服，以及作者的研究退路中存在参照系混乱，等等。     

程序正义与人权保障

本文试图从人权保障的角度重新诠释程序正义理论。程序正义观念本源于人权保障的思想；罗尔斯提出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作为一种制度现实，是我们认识和构建程序正义理论的前提；程序正义必须以人权原则为其理论基础，基于人权保障的思想，程序正义理论要求实体正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妥协，要求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制约权力和保障人格尊严；最后提出了通过程序正义保障人权的具体司法原则。     

走出执法转型期困境的若干理论思考

为实现执法观念与执法方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从第一线执法现状出发,应解决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公正正义与公平正义、公正执法与效率保障、职能独立与警务泛化、行为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等方面存在的认识误区和矛盾阻力。     

程序正义理论的再梳理: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遵循罗尔斯思想发展的轨迹

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里,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分为: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纯粹的程序正义;并认为:纯粹的程序正义决定了结果的实体正义.在学术界,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理论产生了涟漪:赞同观点和反对主张同时存在.作为自身学术思想的发展,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里,罗尔斯修订了其在<正义论>里的观点,认为:程序正义的正义性,部分依赖结果的实体正义性.学术思想的修正,并不代表罗尔斯对程序正义理论的放弃,而是加强了程序正义理论的现实实践基石.     

试比较组织理论中的"封闭模型"和"开放模型"

本文介绍组织理论中的"封闭模型"和"开放模型"的基本内容并对他们的贡献及局限性进行简要评述。在此基础上,对这两种理论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每种组织理论都有其存在的客观性。     

程序性辩护的理论基础

程序性辩护是一种新型的辩护形态。对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可以从程序正义理论、控辩平衡理论及诉权理论三个方面予以分析。     

正义的求索——评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本文先介绍了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正义论思想的主要内容，后对其理论特点进行了分析，并作出了相关的理论评价。     

权利泛化与现代人的权利生存

正近年来,学界对中国的权利泛化现象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有学者指出,这种现象会"动摇法学、法哲学的理论根基",从而致使"对权利概念中某些稳固结构的怀疑,最终难免取消了权利的独立性,使其依附于诸如利益、意识形态等外在因素"(参见陈伟:《权利的交往维度:哈贝马斯法哲学语境中的权利理论》,《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2年秋季卷)。此类担心不无道理。但是,这一现象在冲击经典的权利概念或理论之同时,也许反映了现时代的一个特征:对个体而言,权利是一种生活或生存的方式。     

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冲突关系的质疑

正义本身就是一个标表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被合理平衡的概念,这种平衡可能动态地体现在某种程序中,也可能静态地体现在某一结果中,因此只存在程序是否合乎正义,结果是否合乎正义的问题,并不存在程序合乎“程序正义”,结果合乎“实体正义”的分别。人权保障和真实发现都是程序所必须平衡的利益要求,它们之间的冲突不应被理解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程序正义是结果正义的根据,它们之间也不存在冲突。     

实质正义境域中的法律适用解释分析——以刑事实例为视角

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追求。关于正义的理论品种纷呈。实质正义是与形式正义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形式正义只是机械地追求普遍性,要求类似情况得到类似处理,而实质正义进一步要求不同情况区别对待。〔1〕实质正义强调法律必须符合人们的道德理想、价值诉求,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