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视角下的法律责任设定——上海市地方性法规法律责任执法情况实证研究

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在上位法为指导下充分考虑了本地的实际情况,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在执法过程中,这些地方性法规很少适用,甚至没有适用。建议地方立法设定责任时注意正确认识并回归罚款处罚的功能,选择恰当的罚款数额设定方式,更为精细地设计罚款数额。还要完善关于其他处罚种类的立法和适用。     

环境罚款数额设定的立法研究

我国环境罚款数额设定因基础理论的整体缺位、立法技术的滞后粗糙而存在设定随意、漠视个性以及操作性不强等诸多立法缺陷。对于环境罚款数额设定的立法应以罚款的一般立法价值的衍生变量及其量比规则作为理论基点,立足于环境违法行为的复杂特质,依据环境罚款数额设定立法的科学规律,就环境罚款数额的设定方式、倍率与数值、距差弹性、组合运用以及处罚机制等方面予以完善与创新。     

倍率式罚款的特定基数与乘数倍率之实证研究

倍率式罚款是罚款具体数额得以"随行就市"的技术手段,是"过罚相当"制裁原则得以动态化实现的规范机制。设定倍率式罚款的两大要素是用以计算罚款数额的特定基数与乘数倍率。由于特定基数的类别和乘数倍率的大小共同决定了罚款数额的幅度弹性,因此两大要素的恰当选择无疑对倍率式罚款的可行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具有至关重要的制约意义。本文基于司法案例和立法文件的实证分析,着重研究倍率式罚款的设定问题,包括特定基数与乘数倍率间的关联性、各自的选择原则和方法以及相关的设定技术。     

内幕交易罚款数额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证监会21份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整理

<正>一、问题的提出目前,我国对于内幕交易行为的规制以行政处罚为主,而罚款为内幕交易行政处罚的常态。就罚款而言,有关的政府机构在确定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时,一般仅使用"过罚相当"这一原则。作为我国行政处罚的基本法,《行政处罚法》除了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与违法行为的事     

罚款行政处罚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完善建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修改为视角

法律中关于罚款数额的确定有定额罚款、倍比罚款、定额罚款与倍比罚款相结合三种方式。本文分析了设计不合理的行政处罚的罚款数额:有违法所得的行为比没有的罚款要轻、用违法所得做倍比罚款标准难以认定数额、罚款跨度太大、罚款标准太低、个别罚款额度偏高、罚款只有上限没有下限、定额罚款与社会危害程度不相当等问题。提出了如何使定额罚款与倍比罚款有顺衔接、用货值金额取代违法所得作为基准计算罚款数额、罚款幅度控制在十倍之内、根据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行为人的承受能力设定处罚标准、只有罚款数额较小时才可不设下限、如何使罚款数额与违法行为轻重相适应的建议。     

论环境罚款数额的确定

环境罚款的功能在于威慑潜在的环境违法者,该功能的发挥要求罚款数额大于环境违法收益。在新的制度背景下,应尽快完善环境罚款裁量基准,并对按日连续处罚制度的适用作进一步的解释,以合理确定罚款数额。鉴于环境罚款立法的内在缺陷,按日连续处罚制度的确立只能缓和却无法彻底改变违法成本低的尴尬局面,仍需从立法层面对环境罚款的组成、罚款数额的设定方式作进一步完善。     

论食品安全规制和最佳威慑的实现

食品安全规制目标的顺利实现需要借用市场的力量,运用私法的力量,更需要充分发挥好政府规制的威慑作用。近些年来,各国食品安全法在修订层面均以增加威慑为主要取向,但是如何能够实现最佳威慑,使法律规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却值得从法学理论上进一步展开思考。要对执法模式进行重新反思,对执法力量的分配、罚款数额设定以及归责原则加以认真设计,中国的食品安全规制及其实施,仍然有需要改进的空间,进而才能真正实现最佳威慑。     

法言法语

罚金与罚款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人或犯罪单位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罚款有两种:一种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中责令妨害诉讼的人或单位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强制措施(简称司法罚款);另一种是行政机关决定对违反行政法规的人或单位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处罚方式(简称行政罚款)。罚金和罚款都是有关国家机关责令特定人员在一定期限内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但是,罚金和罚款有下列明显的区别:     

行政罚款适用规则的体系性解释——基于《行政处罚法》第29条展开的分析

1996年《行政处罚法》第24条确立了“一事一罚”的行政罚款适用规则，但如何适用却是争议不断。2021年修改的《行政处罚法》第29条增加了“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一句，确立了“择一重罚”的行政罚款适用规则。“一事一罚”中的“一事”是同一个违法行为，应以构成要件为认定标准，“一罚”是“罚款”，分别有基本模式、法条竞合和想像竞合三种适用情形；“择一重罚”中“择一”是在多个法律规范中选择其中一个适用，“重罚”是最高额罚款。“择一重罚”仅适用于想像竞合情形。     

各地动态

(2007.1.21—2007.2.20)贵州立法叫停开瓶费2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明确规定餐饮、娱乐业的经营者“不得拒绝消费者自带酒水、饮料,不得收取开瓶费等不合理费用”,此规定在全国率先以立法的形式对“开瓶费”说不。新《条例》在“法律责任”专章中规定,有“向消费者收取开瓶费等不合理费用”、“设定最低消费数额”等九种情形之一的,可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NPE诉讼的价值审视与规制选择

专利非实施主体(NPE)从产生之初便备受争议。NPE诉讼作为NPE存在的行为逻辑,游离于专利投机与专利运营、权利滥用与正当维权、谋取私利与损害救济、抑制创新与价值实现之间。立足于NPE诉讼具有利弊互见的基本定位,对NPE诉讼的行政规制,须对专利聚合状态加以合理限制,对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NPE经营者集中审查及NPE禁令救济的反垄断执法亦应保持行政介入的谦抑性;对NPE诉讼的司法规制,应结合具体案情,综合利用法院在专利侵权赔偿数额、损害赔偿与停止侵权的替代适用、诉讼费用的转移等方面所具有的司法裁量空间,在保障专利诉权正当行使的同时,亦应防止司法工具化趋向,防止NPE诉讼异化为谋取不当利益、进行禁令劫持的手段。     

试论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目前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进入了深化改革阶段。但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改革思路,改革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激进式、理性式、渐进式和混合式审批制度改革路径的优缺点,结合我国改革的实践和现实环境,提出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选择混合式路径。     

我国行政司法监督的弊端与行政法院的建构

行政权在国家权力中是一种最庞大的权力,按照权力制约的原理,就要有与之相应的权力加以制约,为此,除了从立法上控制、程序上规范外,司法监督就是最不可缺少、最重要的制约手段。反观我国的行政司法监督,其弊端已影响到其监督功能的实现,为此,在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积极借鉴大陆法系的行政司法模式,建立适合我国的行政法院,这不论是从传统上看,还是在现实状况上,都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现状与展望:城市化视域中我国城镇行政区划调整

当代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是与城市化相伴而生的,二者之间呈现出互助发展的规律。城市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调整模式表现为:撤县设区、设立新的市辖区、合并市辖区、扩大市区地域范围以及综合调整等。不同的调整模式有着不同的特点,总体上呈现出缺乏科学的整体规划,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缺乏具体标准,具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科学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等特征。本文认为,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城镇行政区划调整应与推进城镇化发展相结合、与区域内资源合理配置相结合、与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相结合。     

行政法本质的“相对论”

本文在运用“解构”方法对行政法本质的传统研究范式之弊端进行剖析的基础上 ,指出科学认识其本质的途径在于转换研究范式 :以“相对论”的视野在运动、变化、发展中 ,将行政法的基本矛盾双方 ,置于不同参照系下进行考察 ,从而得出行政法的本质具有相对性 ,动态性和开放性的特征 ,存在于确定性与非确定性、运动与静止、应然与实然的统一过程中。     

行政契约的司法救济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行政管理理念的转变,行政契约发挥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但行政契约的救济制度一直都不甚完善。这导致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契约的参与性、民主性的信心下降,进而影响行政契约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学者对行政契约理论的认识还不统一,它徘徊于民事契约和行政契约之间。另一方面,行政契约的双方性使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限制了其进入诉讼途径的可能。理论上为行政契约找一个合理的且与现行体制不相冲突的诉讼途径是十分必要的。     

论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作用及其强化措施

群众监督是反腐败斗争的一条有效途径,它具有＂四个不断＂的作用。针对目前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存在的＂四个不＂的主要问题,应采取＂四个进一步＂的应对策略,以期不断增强反腐败斗争的效果。     

“行政主体能否成为行政诉讼原告”之考量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把行政诉讼之原告限定为行政相对人,此种形式上为保护相对人的作法在实质上并不利于充分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限制了其他行政争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之可能性,很多国家都承认行政主体的原告资格,我国行政诉讼法应借鉴其规定并明确认可行政主体的原告资格。     

农村集体财产纠纷解决模式之检讨

农村集体财产纠纷解决模式主要包括诉讼、仲裁、行政处理、调解、和解、信访等方式,这些解决模式于实务中各有利弊,纠纷当事人往往从自己利益角度出发进行选择。然而,为了切实地保护农村集体及其成员的利益,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和使用权权属纠纷由行政机关解决不妥,应由法院作为民事纠纷直接受理;土地征收标准纠纷不应以行政方式解决且产生终决性效力,应界定为民事纠纷,赋予法院享有此类纠纷的最终决定权;集体财产收益分配纠纷应明确引发纠纷的集体财产分配方案属于一种特殊法律行为类型,法院应受理此类纠纷。同时,现行农村承包纠纷仲裁存在的弊端甚多,应将其纳入《仲裁法》的仲裁范围。     

论法学期刊适用同行审稿制度的“是”与“非”

我国法学期刊的数量相对稳定,其发表论文的容量也无多大变化,但研究人员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因此,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审稿制度不仅是法学期刊服务学术的根本要求,还是法学期刊健康发展的关键.同行审稿制度在法学期刊的适用,既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也存在一些广为诟病的缺陷.对这些优势与缺陷的全面梳理,目的在于实现同行审稿制度与三审制的有机衔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法学期刊的良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整个法学学术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