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宪法学方法论的转型

由于为历史条件所限,中国宪法学虽然认识到了作为方法论的具体现象———具体的宪法学研究方法,却没有自觉地探讨关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一般理论———方法论,这也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宪法学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宪法学必须构建以“辩护”与“发现”为共同目的、以概念与(实际)问题互动为内容、以多元方法之间的有效互补为特征的方法论,并应特别关注系统的方法在宪法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关于宪法学改革的一些思考

宪法学的困境既指宪法学研究的困境,又指宪法学教学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宪法理论与宪政实践相脱离、相冲突,对于许多问题不能自圆其说。具体表现在:第一,研究方向、目标不明确。这个看似应该十分明确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     

21世纪中国宪法学的问题、挑战和发展思路

1999年2月13日．“21世纪的中国宪法学”学术讨论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行。该会议由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召开。研讨的子课题有：①21世纪中国宪法学的体系及研究方法;②21世纪中国宪法学研究的基本思路;③21世纪中国宪法学研究面临的主要课题。与会学者有40多位,其中有林来梵、朱国斌、林峰和梁美芬4位香港城市大学的教授。这也是大陆以外的学者首次参加我国的宪法学研讨会。一、回国学者们首先回顾了20世纪中国宪法学发展的历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把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宪法学发展分成三个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理论研究

新中国宪法学产生于独特的时空环境,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及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赋予了中国宪法学"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的历史规定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法学摆脱了建国初全面照搬苏联的理论研究模式,基于中国的实践需要,逐步形成了"中国问题意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涵盖了宪法学原理、国体理论、政体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理论、国家结构形式理论、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理论以及依宪治国理论等。     

中国经济宪法学理论研究:回顾、评析与展望

中国经济宪法学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起步,至今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理论体系基本成形.经济宪法学研究的主要论题包括:经济宪法的概念、经济宪法学的学科定位与理论体系、经济宪法学的研究意义与方法等.中国经济宪法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基本共识尚未达成、总体成色不佳、内容失衡与强弱不均.经济宪法学的未来研究需要各科学者共献才智,形成学科共识,填补理论空白.     

关于宪法课程理念的思考——以科学发展观为视角

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宪法、宪法学的发展及宪法学课程建设产生政治性影响。宪法学课程要走出困境,要建构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就必须强化和树立新的课程理念。     

宪法文本研究的自觉与反思

一、概述 2007年的中国宪法学研究,在专业化和学科品格的确立上继续向前迈进.其重要表现在于具体学术命题中的宪法文本意识的增强和法解释学方法的自觉运用,同时也表现为宪法学对自身的学科定位、核心命题和研究进路的反躬自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的哲学基础及其方法论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既指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于中国独特时空背景下的宪法学,同时也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所进行的宪法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权力来源理论和国家权力关系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围绕这一理论核心形成了国家性质与国家形式理论、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理论以及宪法运行理论等主干理论。中国宪法学知识体系展开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影响了宪法学的范畴体系、理论容量、方法论取向和学者的理论思维模式。社会科学宪法学的繁盛和宪法解释学的初步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研究的方法特色。     

宪法学何以成为一门科学?——评张千帆教授《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

宪法学何以成为一门科学?张千帆教授的《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一书从五个方面给予了解答:宪法学研究的科学化首先要求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应该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宪法学只有基于事实和证据展开论证和研究,才可能得出客观的、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宪法学必须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宪法理论应用于中国问题的探讨,从而实现在继承中发展;科学的宪法学追求人格化的真理。该著作的研究表明:宪法学应该、也能够成为一门严格的社会科学。     

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国宪法学教学和研究,从根本上说是围绕着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82宪法的形成、解说、实施和修改进行的,当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后者发展状况的局限.中国的宪法学教学和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宪政实践还不能提供必要而足够的研究资源,宪法学教学和研究缺乏现实的推动力.近年来,中国宪法学教学和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这些新的发展趋势适应了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引领着中国宪法学教学和研究的新方向.     

刑法典修订以来若干重要理论问题新探索(上)──《刑法教科书》(2000年版)的新发展

刑法法典化和刑法法典成熟化是刑事立法现代化的一种趋势;对犯罪概念应坚持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的结合与统一;刑法上主要有两种犯罪分类方法,一是根据犯罪的性质,一是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犯罪构成可以分为法定的犯罪构成与现实的犯罪构成;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作为法人犯罪主体时,应当对其内涵予以正确界定;犯罪客体是犯罪主体的犯罪行为所侵害的、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利益,它既是犯罪的组成部分,又是犯罪构成的组成部分;应在刑法上规定罪过的概念并坚持“无罪过不为罪,也不受刑罚”的罪过原则,罪过不仅指故意与过失,而且还包括其他因素,罪过不仅有存在与否的区别,还有程度的差别;“持有”作为犯罪行为的形式,通常表现为作为,但有时也表现为不作为,甚至表现为两者的交叉,因此把它视为犯罪行为的第三种形式亦未尝不可;国家对犯罪人及其犯罪行为的评价和判断,属于刑事责任的内容;犯罪和犯罪构成的质变,由组成要素的性质、数量、结合方式三个因素决定,研究犯罪和犯罪构成的质变与部分质变,可以以此来构建刑法分则理论新体系。     

行政权的边界意识及其法律培植研究

行政权边界意识以哲学上的意识和边界意识为认识前提,以行政权本身为成立和运行载体,由行政权的执行者在头脑中形成与刻意.行政权边界意识的主要范畴主要包括：行政权与公民权的边界意识、行政权与共同公权力的边界意识、行政权的时空边界意识、行政责任与社会责任的边界意识.行政权边界意识的观念提升,宪法、法律以及判例对行政权与公民权边界的明确,公民权利意识对行政权边界意识的反致作用,是行政权与公民权边界意识的法律培植.而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边界意识以各自的权限为基本意识架构,在责任上,禁止行政责任之社会责任化承担.     

论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地位与作用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性,切实保障宪法实施。为发挥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要明确宪法和法律的关系,要大力宣传宪法,培养和增强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和法治精神,强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带头遵守和执行宪法,要健全和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特别是建立违宪追究机制,把宪法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以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论国际法与宪法的效力关系——《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视角

在有关国际法与宪法的效力关系的国内法制度中,有规定宪法的效力优于国际法的,也有规定国际法的效力优于宪法的.根据有关国际法与宪法效力关系的国际法,国际法的效力优于各国宪法,每个国家都有义务依据宪法或法律采取履行国际义务的措施、不得以宪法及其他国内法为理由不履行国际义务,但各国可以利用条约保留机制处理国际条约与宪法或法律的冲突.在国际关系中,违背国际法的宪法或法律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削定或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宪法或法律规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产生国际责任.关于违背国际法的宪法或法律规定在其本国国内的效力,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违背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或违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缔约国在紧急情况下也不得克减保障义务的强制性条款的宪法或法律规定,应当是自始无效的.     

论发展权的实现途径

发展权既是一项国际人权,同时也是一项国内人权.作为国际人权,为保障发展权的实现,各国应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权实现的国际环境.作为国内人权,国家应采取积极的措施来保障和促进发展权的实现.包括设立促进与保护人权的国家专门机构;完善立法;完善宪法审查和宪法诉讼制度.     

论宪法监督的司法化

我国宪法确立了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模式 ,实践证明 ,这是一个失效的制度设计。失效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宪法监督程序不完善 ,而在于这一模式背离了宪法监督的本质。宪法监督是多数民主的“制动器” ,唯有司法化的监督才能担此重任。司法性宪法监督与“议会至上”、“多数民主”是可以调和的。宪法是法律 ,然后才是最高法律 ,宪法的法律性也意味着宪法可以而且应当由司法化的机关加以适用。     

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

我国宪法适用主要应该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立法适用和监督适用的路径。宪法适用"司法化"的路径悖离现行宪法,行不通。现行宪法从来没有任何规定曾由司法机关作为裁判依据合法地适用过。如果一定要说我国有"宪法司法化"的案例,那也只能作为个别法院违宪违法的证据,不应成为其他法院效法的榜样。一些法律、法学界人士对"宪法司法化"的渲染是非理性的。应当以现行宪法为基础确立理性的宪法适用观念。鼓励"宪法司法化"不仅无助于促进宪法适用,还会妨碍我国宪法适用体制的完善和宪法适用效能的提升。法院审理案件援引宪法与"宪法司法化"没有必然联系,而法院审理案件未援引宪法也并不表明其行为一定不具有"宪法司法化"性质。对于法院援引宪法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消解"宪法司法化"的关键在于强化宪法立法适用,落实宪法监督适用。     

如何应对传统定罪思维的困境——我国犯罪成立理论体系完善的核心问题

我国传统的平面化犯罪成立理论体系与司法三段论的定罪思维模式之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铸就了我国传统犯罪成立理论的“解释性功能倾向”。但定罪过程的实质性特点使司法三段论面临困境,于是辩证推理的定罪思路成为解决问题的首选途径,此种思维模式为实质性因素的介入留下了余地。与此相适应,犯罪成立理论的核心问题就应当从解释法条转向限制实质性定罪知识起作用的方式和实现超法规定罪知识的具体化。在此前提下,“形式与实质的立体融合”就成为犯罪成立理论体系的应然建构思路。     

控权与保权的统一:现代宪政发展新趋势

控权的宪政设计像任何制度设计一样 ,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演进的。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的传统控权理论 ,经过现代市场经济时代的转换发展到当代知识经济条件下 ,要求控权与保权的辩证统一 ,呈现出宪政发展新趋势。     

宪政视角下的听证权初探

听证权是一种从宪法正当程序和其他基本权利中推导出的宪法性权利,是保障其他权利实现的权利,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一种程序性权利。听证权的制度化建立在主权在民的深厚法理基础之上,集中体现了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权的宪政理念,它能够加快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宪政化步伐,对实现社会正义、形成宪政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是宪法实施的重要制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