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变革的三级模式研究——基于行政生态学的视角

本文借鉴里克斯的行政生态分析法提出我国社区治理变革的三级模式：前治理阶段的社区管理模式（融合型社区管理模式）、后治理阶段的社区管理模式（衍射型社区管理模式）、过渡阶段的社区管理模式（棱柱型社区管理模式）,并通过分类比较总结出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及特征,为完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提供理论指导。     

凝聚合力推动“内生与外控结合型司法管理模式”探索与实践

11月19日，由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与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人民法院报社共同主办的“内生与外控结合型司法管理模式”座谈会在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大会议厅隆重举行。廊坊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双胜、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刘剑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亚新、     

论协同治理与诉讼合作主义的同质性

协同治理的核心要旨是国家与国民交织而成共同治理者,协同为社会提供契合需要的公共产品。努力建构起来的多元治理与协同合作的立体图景成为协同治理理论的重要贡献,它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政治结构,并为诉讼合作主义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学基础。诉讼合作主义将合作的精神引入诉讼,重视程序主体间的协同共治,促使程序主体在多元的诉讼合作中发现真实和解决纠纷,与协同治理理论具有极强的同质性。为满足协同治理理论与诉讼合作主义的现实要求,法院必须摈弃单向的管理者思维,应以司法服务者的姿态与国民协同治理多项司法事务,输出符合当事人正当利益诉求的司法产品,切实尽到相应的公共责任。     

司法场域中的非职业法官——一个初步的比较法社会学分析

非职业法官是当前法律移植和比较法研究的一个热点。以美国和德国为样本的比较法社会学研究表明,非职业法官的类型选择与司法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运作中面临的问题以及现实需求密切相关,司法权力结构则深刻地影响了非职业法官在审判中的表现。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完善也应当具有一种全面的视角,既要认真对待当前的现实需求,也应充分考虑改革的空间、司法权力结构的影响以及相关制度的完善。     

司法如何面对正当性的追问——转型夹缝中的中国司法立场抉择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的有机统一从来都是司法所应该坚持的基本使命。在自治型司法改革模式中,容易出现片面地追求司法的法律效果而忽视社会效果的情形。自治型司法改革模式与当前司法权威所陷入的相关现实困境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积极探索回应型司法则是建构司法正当性的长远考量,司法的权威性总是以司法的正当性为社会基础的。     

司法改革方法论的反思性整合——一个实践理性的视角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司法改革的推进需要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通过新的方法论体系来予以重新解读和把握。当下司法改革的方法论面临价值理性缺失、工具理性误区和理论范式失衡的现实困境,需要在问题导向的基础上,借鉴和利用多种社会科学方法,透过多种视角探讨如何认识改革、如何推进改革、如何评价改革,在实践建构中实现方法体系的反思性整合。以"制度化的社会回应型司法"为基本目标,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统合国家治理的实践逻辑与法治的价值逻辑,统筹推进司法制度的改革和构建。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改革理论要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密切结合中国实际,全面阐述了在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如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推进司法体制和司法能力的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形成了丰富、严谨的司法改革理论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改革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邃的理论内涵,其以创新性为统领、以人民性为根本、以科学性为内涵、以实践性为导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理论与司法改革实践的创新发展,必将在深化司法改革、建设法治中国的道路上发挥指引作用。     

难以辨识的法院庭审管理——以药家鑫案庭审发放意见表为中心

药家鑫案引发了颇多可供讨论的法律问题,比如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司法民主与司法公正的关联等。仅就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发放"旁听案件反馈意见表"的行为来说,就可以映射出许多关于当前中国司法改革的样态。究其本质,发放意见表实则难属司法行为或审判行为,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法院的管理行为。从庭审管理的角度而言,这一行为彰显了在当前集权体制下行政化的法院管理模式逐渐难堪的现实,同时也反映了当前法院还算占绝对优势控制的庭审管理环节深受媒体和舆论的压制而艰难前行的无奈,并且还反映了法院在以政治为首要职能的高压下难以实施专业性技能管理的困境。     

社会转型的司法还是司法变革的政策——对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实践的考察

在化解矛盾已经成为当前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大背景下,任何社会机构、社会力量和个人都应当自觉地加入到纠纷解决的队伍中去。人大代表参与诉讼调解对于最大限度地动员纠纷解决资源、转变法院的工作作风和审判作风、践行人民司法为人民的司法本质和增进司法民主等均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必须警惕的是,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和人民司法并不是要完全撇开国家现行法律和司法技术,由法官以外的人仅仅依据地方知识和民间情理解决纠纷。我们应当追求一种能够在国家权力与民间自治、法律文本与地方知识、正当程序与实质正义、应然价值与实证经验、理想图景与严峻现实之间不间断地往返和流动的弥合型司法模式。     

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困境

在反思现实危机和被害人学兴起的背景下,刑事司法领域掀起了恢复性司法研究和应用的热潮。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恢复性司法在理论层面的困境逐渐显现出来。笔者认为理论上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与现行司法体制的关系、合意型处理犯罪的模式与国家刑罚观的冲突以及正义目标与实现途径之间的张力三个方面。如果理论上的困境得不到解决,其长远的发展必然受阻。     

司法权威·法官规训·制度网络——对法官角色的一种法社会学分析

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官充当着社会治理的重要角色,而实现良善的治理效果却是以"治理"法官为基础的.在现代社会对法官的治理主要是通过知识规训、体制规训、道德规训等多个层面来进行的,而我国传统家国式的治理模式,行政与司法合为一体,法官不仅没有获致应有的权威性,而且治理法官的机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因此,当前我国应该通过多重规训机制的综合来逐渐调和司法职业化与生活化、法官精英化与法院官僚化之间的现实冲突.     

从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到社会治理的推动者——基于“寻乌经验”司法治理模式的思考

“寻乌经验”是以赣州法院系统为代表的基层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是导源于“寻乌调查”唯实求真精神的新时代司法治理模式。鉴于当前基层法院有效参与社会治理上面临着诸多困境,司法改革深化和社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司法治理模式需要进行相应变革。借鉴“寻乌经验”治理的模式和做法,可以在创新发展中深化司法治理的角色定位,在内涵式发展中发挥司法治理的功能价值,在时代性发展中整合司法治理的社会资源,从而为基层法院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对安置帮教工作运行机制的几点思考

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做好安置帮教工作，是摆在我们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者面前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笔者结合工作实践．对当前安置帮教工作运行机制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海峡两岸腐败犯罪的资产追回机制探究

海峡两岸日益频繁的交流合作在某种程度上为贪官外逃与腐败资产转移提供了路径,为当前反腐的顺利推行带来现实障碍。海峡两岸已有的两个司法互助协议有其局限性,对两岸外逃贪官的腐败资产追回机制欠缺规范应对。基于此,我们应当厘清海峡两岸贪腐资产追回与返还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协助方面的现实瓶颈,以地域管辖、有效惩治、防范犯罪与保障人权为原则,通过多元方式完善司法协助与赃款追回机制,为海峡两岸共同惩治贪污腐败提供法治前提与规范基础,从而顺利推进反腐实践的深入发展。     

努力探索“两结合”管理模式 全力推进律师业发展（上篇）

中国律师制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恢复重建。1979年11月，南京开始恢复重建人民律师制度。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我们开始了对律师业的发展、探索和改革的进程。在管理体制上我们从单一的行政管理，发展到司法行政与律师协会“两结合”的管理模式。目前，我们仍然采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两结合”的管理模式，即由分管局长担任律协会长，律管部门负责人担任秘书长，律管部门协调律协秘书处的工作。我们认为，目前就南京市这样的基层司法行政系统而言，还不具备马上就将司法行政与律师协会“分家”管理的客观条件，律师业…     

论法院的非司法化社会治理

我国法院系统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具有鲜明的非司法化特征,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退隐式治理、错位治理与跨界治理三种类型。对于这一现象的成因,可以从治理技术、治理主体以及治理的历史进程三个方面展开。当前各类型非司法化治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司法化治理负功能的回应与矫正,此外尚有法院系统主动提升司法权地位、提高司法效率的用心。但是,法院参与非司法化的社会治理存在较大风险,在信息、工具以及绩效等方面呈现出利弊互现的二律背反,亟须研究相关的优化方案。     

论司法鉴定“两结合”管理模式的精髓

对司法鉴定实行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两结合＂的管理模式,简称为＂两结合＂管理模式。研究,揭示这种管理模式的精髓,有助于深刻了解这种管理模式的内涵,理顺司法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完善这种管理模式,推动司法鉴定行业的健康发展。     

论枫桥经验的犯罪合作治理意蕴

枫桥经验中蕴含的合作预防、对话型司法等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犯罪学的发展向度。相较于传统的国家惩罚本位主义,枫桥经验注重发挥多种主体的协作优势,并融合法治与德治要素,引领着犯罪合作预防之模式;相较于传统的国家刚性司法面孔,枫桥经验强调乡贤治理与定纷止争,并早已暗合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对话型司法理念,国家机关不再是纯粹的惩罚主体,而是以沟通的姿态参与犯罪共治的合作格局。在社区矫正方面,通过社会控制理论和标签理论,枫桥经验的合作治理范式得以进一步揭示。     

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

法治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全部基础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国家对公民的惩罚必须要有正当化根据。"过度刑法化"是我国当前社会治理中的一种病态现象,反映在立法、司法和思维多个层面。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具有高度的社会风险与危害,它将改变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结构,导致国家司法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削弱刑法的公众认同,阻碍社会的创新。防止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必须确立刑法参与现代社会治理的机制。当前,我们必须反对刑法对刑事政策的过度回应,强调刑法的司法法属性;要积极提倡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最小化;坚守近代社会所确立的刑法保护公民自由这一根本使命。     

恶意诉讼治理:以审判权运行为核心思路

近年来,随着人们的法制观念不断增强,当事人对利用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越来越重视,起诉到法院的案件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权利被滥用的现象亦不断涌现。恶意诉讼正是法治进程中正向构建与反向利用博弈的重大命题,不仅扰乱了审判秩序、浪费了司法资源,而且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破坏了社会诚信体系。因此,识别与治理恶意诉讼是司法实践面临的重大而现实的课题。本期特刊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王中伟所写的恶意诉讼治理:以审判权运行为核心思路、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杜豫苏、赵旭忠合写的透过诉权理论解析恶意民事诉讼和苏州大学崔进文撰写的虚假民事诉讼刑事责任若干问题三篇文章,旨在从不同的角度探寻恶意诉讼识别体系的确立和治理路径,维护司法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