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事实预决效力

《证据规定》第9条规定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具有预决效力,但是我国学者对此认识不同,从立法论上看也应当否定上述事实预决效力。事实预决效力的主张无法得到传统既判力理论的支持,为达到扩大既判力的目的,应当提起独立的中间确认之诉。比较法上虽然存在扩张既判力范围的理论主张,但是存在标准模糊、缺乏可预见性以及可能无谓浪费诉讼资源的弊端,也不适合我国现有的发展程度,应当澄清既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可能造成的误解。此外,预决效力不同于既判力的事实排除效,也不同于公文书的证明力规则。     

预决事实无需证明的法理基础与适用规则

最高法院创建“预决事项无需证明”证据规则时,由于理论基础不明,制度逻辑不能自洽,不仅给学理解释造成障碍,而且导致审判上适用的不统一,在客观上有损司法公正。前诉裁判认定的事实后诉法院可以直接认定,即判决的预决效力,既不同于司法认知或公文书载明的事实,亦不能简单地用诉讼上诚实信用原则来解释,本质上是“不容再争议性”。大陆法系既判力遮断效和英美法系争点排除效都是关于前诉裁判对争议事实的判断对后诉所应有的约束力,虽然在理论表述上各有侧重,但在制度上高度重合,体现了司法的内在规律,堪为预决效力的法理基础。就二者取长补短,可以建构统一的预决效力生成要件和预决事实免于证明的适用规则。     

案外第三人权益保护:德国制度与理论——兼论我国第三人撤销诉讼

与我国民事诉讼不同,德国民事诉讼法至今未确立第三人撤销判决制度。通过既判力主体相对性规定、在执行过程中的"执行内"和"执行外"救济措施以及另行起诉制度,德国民事诉讼法构建起相对完善的案外第三人权益保障体系,因此德国并没有引入第三人撤销判决制度的强烈愿望。不仅如此,第三人撤销判决制度虽然在第三人保护方面有积极效果,却对民事诉讼既判力体系、法律安定性及司法权威有明显破坏作用。分析与总结德国民事诉讼法在案外第三人权益保护方面的做法,也从另一个角度有助于我国第三人撤销判决制度的科学定位与正确实施。     

论罗马民事诉讼法上的证讼

"证讼"是罗马民事诉讼法上的重要制度之一,其核心含义是"证实讼争"。在通常诉讼时期,证讼是指诉讼双方在裁判官面前对讼争事项的确定,意味着法律审的终结和事实审的开始,陪审员必须依据证讼中确定的争点进行判决、使针对同一案件的诉权消灭以及使新债代替旧债,这些效力构成后世"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的最初雏形。进入非常诉讼时期后,诉讼二阶段的区分不再存在,证讼的术语虽仍得保留,但仅意味着在法官面前的原告陈述和被告答辩,其重要作用已成为明日黄花,其效力部分前移到起诉阶段,部分由判决替代。现代民事诉讼法中,区分法律审理和事实审理的做法以及诉讼标的、既判力和诉讼系属理论等方面,无一不受到证讼制度的影响。     

既判力相对性原则:根据、例外与制度化

既判力相对性原则是既判力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判决的既判力在一般情形下仅发生于当事人之间.这一原则不仅有助于纠纷的终局解决,保障法律关系的稳定,同时能够为没有参加诉讼的案外第三人的民事权益提供程序保障.作为既判力相对性原则的例外,确定判决对于诉讼系属后的承继人及为当事人或其承继人占有请求之标的物者,亦有效力.为他人之利益而作为原告或被告者之确定判决,对于该他人也有效力.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尚未明确规定既判力相对性原则.这一原则的缺失导致了民事诉讼法在第三人权益的程序保障方面存有重大缺陷,也造成了实践中第三人撤销之诉适用的混乱局面.应当完善既判力制度,确立既判力相对性原则,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限制在确定判决既判力相对性的例外情形.     

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与司法既判力之衡平

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以解决申诉难、申请再审难为目的,规定申请再审上提一级、对再审程序进行诉权化改造,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行使提供立法保障。修订后的民事再审制度较好地解决了申请再审难的问题,但在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同时,也给我国的司法制度特别是司法既判力带来冲击,主要表现为:当事人申请再审门槛降低,大量生效裁判处于不确定状态;裁定再审的同时中止原裁判执行,部分当事人规避执行;启动再审的三种途径缺乏衔接,引起不同机关法律文书的冲突。如何一方面畅通再审渠道,依法保护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另一方面坚持依法纠错,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是当前法院民事再审工作的焦点,也是下一步民事诉讼法修改亟需解决的问题。笔者结合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的修改,建议对民事再审程序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包括:确立再审的补充性原则,完善申请再审上提一级管辖制度,明确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范围,建立再审案件预收案件受理费制度和中止执行担保制度,将当事人申请再审预设为检察机关抗诉和法院依职权再审的前置程序,实现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和司法既判力的衡平。     

试论我国民事审前证据交换制度例外规则的完善——以英美证据开示例外范围比较为研究进路

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明确争点,固定证据,提高诉讼效率以及突袭性裁判的防止.但证据开示并非是所有证据的开示,应当有所选择,这也是域外的通行做法.我国新《民事诉讼法》未规定证据开示的例外范围,实践中极易导致特定社会关系的破坏.同时,也不利于准备程序争点整理、纾解诉源等功能的有效发挥,往往为庭审程序的散漫化及庭审效率的低下埋下伏笔.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下次修改时应当增加证据开示范围的立法内容,明确证据交换的例外范围,免除特殊人员的作证义务,并明确违反证据开示制度的法律后果.同时,为保证证据开示制度及其例外规则的良好运行,应在争点整理程序、摸索证明等制度上予以完善.     

我国刑事判决在民事诉讼中预决力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预决力呈现明显的扩张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理论研究之不足、立法滞后,也有司法人员基于各种现实原因的妥协.司法实践中,已有部分司法机关对刑事判决预决力的边界进行积极的探索,为规则的细化与完善奠定了基础.欲完善刑事判决在民事诉讼中的预决力规则,必须将刑事判决的预决力置于判决效力理论的框架下,充分保障民事审判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对刑事判决的预决力从主体、客体、时间维度三个方面进行界定.同时,应当对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进行更细致的分类,并充分保障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对于刑事判决涉及的事实的调查核实权.     

构建我国民事判决既判力制度的法理分析

我国民事诉讼法还没有建立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制度。民事判决既判力制度的缺失,原因是多方面的,市场经济的高度不发达是最根本的原因。在我国,构建既判力制度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我们要协调构建民事判决既判力制度与再审制度的关系。     

禁止重复起诉规则之重构:以合同效力的职权审查为背景

我国对合同效力采依职权审查模式,据此作出的生效判决在主文外对合同效力的认定能产生禁止重复起诉的效果。由于不必全面审理潜在争点,大陆法系传统理论认为判决理由原则上不发生既判力。当任一方当事人明确请求确认先决关系效力时,上述两种思路均认可合同效力认定的既判力。我国应将合同效力作为审理焦点,并实现对依职权审查规则的实质化改造,要求法官作出包含既判力范围释明的明确标识。在判断依职权审查规则的既判力效果时,应进一步解释禁止重复起诉规则的要件。这种既判力理解不同于争点效理论并能提供更清晰的识别方案。     

论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

大陆法系的主流观点和通行制度不承认判决理由具有既判力,说明已决事实不具有预决效力。我国民诉法未明确已决事实是否具有预决效力,不同的司法解释对此问题虽有规定但存在冲突,且都与民诉法基本原则相悖。当前司法实践中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坚持现行民诉法奉行的“实事求是”原则,实行“再审前置”,即在后诉当事人提出足以推翻前诉已决事实的证据情况下,中止后诉审理,待通过再审纠正前诉已决事实后,恢复后诉审理。未来修改后的我国民诉法则应当否定已决事实具有预决效力。     

论环境民事诉讼的地域管辖

环境民事诉讼涉及公共利益,其审理结果不能仅满足当事人的公正性要求,还应当满足社会的公正性要求,这要求环境民事诉讼实行专属管辖。虽然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环境民事诉讼并不属于专属管辖的案件,但实质上已在实行专属管辖。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应当对环境民事诉讼的地域管辖作出合理规定。     

“吴梅案”与判决后和解的处理机制 ——兼与王亚新教授商榷

我国传统的刑法学理论于20世纪50年代继承自前苏联的刑法学。因政治运动的影响,此种理论一度受到抑制甚至被废弃。进入20世纪80年代,传统刑法学基本处于恢复与重建的状态。传统刑法学是在法律虚无主义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其构建本身就与当     

构建刑事诉讼缺席审判制度的思考

在我国三大诉讼法中,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了缺席判决制度,唯独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缺席判决制度,目前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是禁止缺席判决的。由于我国法律没有关于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规定,所以在打击跨国犯罪惩处潜逃境外的经济犯罪分子、打击单位犯罪等方面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从目前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的角度看,我国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司法公正与海事诉讼程序的独立

我国现行的海事、海商案件是依照《民事诉讼法》为基础审理的,但《民事诉讼法》并不能完全保障具有特殊专业性和较强国际性的《海商法》的有效实施。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又不具有独立的程序法地位。进行程序法的体制改革,制定独立的海事诉讼法,是实现海事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     

必要共同诉讼的理论误区与制度重构

我国现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实质上是按大陆法系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理论设置的,它要求诉讼标的同一、共同诉讼人必须一同起诉或应诉,当事人方为适格.这种单一的必要共同诉讼形式,不仅影响到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和增加诉讼的成本,而且造成了我国必要共同诉讼的立法与司法、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为了满足司法实践对必要共同诉讼形式多样化的要求,尽可能使纠纷得到一次性解决,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在原有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基础上,增设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和因牵连关系而形成的必要共同诉讼两种形式.     

论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处分原则,但对当事人处分权进行种种限制,甚至作出了违背处分原则的法律规定,致使处分原则一直未能体现其作为基本原则的地位和作用,立法缺陷明显。为真正确立处分原则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作出相应修改和完善,明确规定法院审理和判决范围受当事人处分权约束,并确立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同时规定法官释明权制度,保障当事人充分正当行使处分权。     

寻求行政诉讼和解在法律规范上的可能性——法律解释方法之视角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行政诉讼法》并没有禁止行政诉讼和解。行政裁量是行政诉讼和解的规范基础。基于实践的需要,可以在不修改《行政诉讼法》前提下,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借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支持行政诉讼和解,并使之成为其合法性的法律依据。     

THE EVOLUTION OF THE CIVIL PROCEDURE SYSTEM OF CHINA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initiation, stagnation, recovery and reformation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of China, and places an emphasi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judicial reformation. This article observes the amendment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the adjustment of the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the trend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that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major litigation systems and the perfection of legislation.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给鉴定管理提出的新问题

《民事诉讼法》修改后,关于鉴定方面的内容有着一系列的更新和完善。由于司法鉴定配套管理的三部法规都是在民诉法修改之前完成,无法包容民诉法的所有改革设想,在处理与鉴定相关事务方面难免存在疏漏。要有效履行司法鉴定管理职责,就必须认真思考并解决民诉法修改给鉴定管理带来的新问题,并在相关法规中及时地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