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行政法的基本原理──法治主义论

法治主义亦称“行政合法性原理”或“法治行政原理”,一般而言,法治主义是指行政活动必须依法进行的规范原理或制度,它意味着行政权的活动必须根据法律、服从法律,其目的是“以法的合理性抑制行政（担当者）的恣意”,以保障国民的权利与自由。日本行政法学者认为,法治主义是行政法得以成立与发展的根本前提条件,也是日本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理,从日本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来看,行政法的法治主义基本原理主要涉及行政与法的关系、法治主义的模式、法治主义的实证发展以及法治主义的主要内容等问题。一、行政与法的关系日本行政法…     

行政判例的理念、功能与制度分析——关于重视行政判例研究的思考

判例法与成文法之争由来已久。我国是成文法国家 ,但对于借鉴判例法形式的探讨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并且在民事、刑事领域论述颇多。然而 ,对于行政法这一最需要判例法形式的部门法却研究不足 ,这一方面与我国行政诉讼的司法领域欠发达有关 ,另一方面也应当说是国内学者对行政判例的重视程度不够。通过对判例原理和行政法特性的综合分析 ,进而揭示行政判例中蕴含的价值理念与社会功能 ,必然引发对建立我国行政判例制度的重视与思考。     

行政优先权与法律优先之鉴别

行政优先权在我国行政法治层面上包括了行政法关系的单方面性、行政职权的推定正确性和行政主体行政权威等内容;理论层面上则决定了我国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发展脉络,并成为与西方控权性行政法的分水岭;方法论层面上则使平衡论、管理论、服务论有了似乎合理的解释进路.然而,加入WTO以后,行政法的国际化倾向则不能容忍行政权优先于法律.为了理清法律优先的经纬,本文以对比的方式从宪政思想、法治理念、调控方式等方面对行政优先权与法律优先予以分析,并使我们必然对法律优先作出选择.     

依法行政的宪法性调适——关于行政法治模式扩展的理论解释与方向探索

"依法行政"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性制度要素,但该要素所预设的严格规范框架逐渐不能适应世界范围内行政权权能结构与行政法规则体系变化的需要,也不适应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结构性需求。中国行政法改革采行功能主义路径,大力引进行政的公开性与民主性理念及其制度,对原有行政法体系形成较大冲击。"新行政法"试图进行理论回应,其根本的规范性诉求就在于"依宪行政"。这一理论与制度的变化只能回溯到宪法层面进行解释。"依法行政"必须依靠理论背景更加厚重的"依宪行政"才能够克服传统行政法治模式的危机,实现行政法治模式的扩展。本文导引出的"依宪行政"的问题域和制度域还有利于重新思考并探索一种"行政宪政主义"的宪法实施路径,因而具有更为根本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从权利保障论构建行政判例制度的必要性

在两大法系日益融合的今天,我国行政法仍然是以成文法为唯一法源,不承认行政判例的法律效力,但随着现代行政法律关系的日益复杂,尤其是WTO框架下以保障权利、限制权力为基础的司法理念的要求,单一的成文法制度已很难应对这一局面。而行政判例将有利于弥补行政诉讼不足、防止行政权力滥用、提高公民权利意识。因此,借鉴国外行政判例法的经验,在我国构建行政判例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从权利保障论构建行政判例制度的必要性

在两大法系日益融合的今天，我国行政法仍然是以成文法为唯一法源，不承认行政判例的法律效力，但随着现代行政法律关系的日益复杂，尤其是WTO框架下以保障权利、限制权力为基础的司法理念的要求，单一的成文法制度已很难应对这一局面。而行政判例将有利于弥补行政诉讼不足、防止行政权力滥用、提高公民权利意识。因此，借鉴国外行政判例法的经验。在我国构建行政判例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契约理念引入行政法的背景分析——基础与条件

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下的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关系 ,既是行政法和契约的基础 ,也构成了二者结合的基础 ;民主为契约理念在行政法中的确立奠定了观念与制度的基础 ,也正是民主孕育着行政法的契约精神 ,而行政职能的转变及多元化行政的出现 ,为契约在行政法中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法治理念与契约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者互为基础 ;立法对契约的规定与行政的实际运作 ,表明了契约理念的确立已具有现实的可行与必要。契约理念确立的条件 ,可从行政、行政相对人、行政关系中的利益及契约与依法行政的结合等方面来解读 :行政的开放性与文化支撑性、行政相对人的独立性和参与性、行政关系中不同利益的可交换性、契约与依法行政的相融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理论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理论包容了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发展、法治主义原理相契合的不同知识和制度的元素,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丰富了法治国家理论。其基本内容包括行政法基本原理、法治政府理论(含监督行政理论)、行政法主体理论、行政行为理论、民生行政理论、行政救济理论等。它在理念、理论内容和制度方面有自身特色和创新,但在知识渊流、知识结构、体系化程度方面也存在缺失。     

控权、合作与服务：公共善治论

随着公共行政的发展和公共治理的兴起,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和服务行政法治建设。秩序行政和服务行政是行政法的两大领域,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必须对这两大领域都能发挥指导功能。公共善治论由于在对行政权与公民权关系的认知基础上,强调法治下的有效控权理念、强调博弈合作上的利益平衡理念、强调为民服务理念,更符合行政法的功能与目的。     

公共危机管理的行政法治现实课题

本文结合"非典"公共危机管理的新实践、新情况,探讨了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若干现实课题,提出应加强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将行政应急性原则纳入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系,重视行政指导措施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适当运用,系统研究解决诸多后"非典"时期的行政法律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行政法治的内和谐——以行政执法为中心

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法治的支撑,丽法治系统本身就应保持和谐.行政法治作为法治的一个子系统,不仅应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外部系统保持和谐,而且在其系统内部亦应保持和谐统一.在行政法治系统中,以行政执法为中心,首先应实现行政执法系统内的和谐.同时应保持行政执法与行政立法、行政司法和行政审判之问的和谐.     

重新认识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

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来源于苏维埃行政法实践,其属于社会主义法系模式,既不同于大陆法系模式,更不同于英美法系模式。这种立法模式的基本特点在于以国家管理机关为中心安排法律结构和法律位阶等级体系的模糊性。在当代中国,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应该进一步完善。首先,以组织法律来构建我国行政组织法律体系是必要的。其次,以宪法为指导,确立行政组织法律主义这一组织法治原则。再次,在既有法律基础上构建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最后,重视行政组织法与行政管理法或行政作用法的密切联系。     

论行政法规范的援用

行政法的援用既是一个行政法的法律产出技术问题,又是一个行政法的法律适用问题,其在行政法治体系和行政法学体系中本应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令人不解的是该问题在目前行政法学中还是一个理论空白,理论上的不成熟严重制约了其在行政法治实践中的良性化格局。为了使该问题引起学界的关注并对行政法治进程有所助益,本文对行政法援用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困惑作了初步厘清,并构设了行政法不宜隔位援用、行政法规范规制同一事项不宜多次援用、正式法律渊源不宜用非正式的行为规则、实体规范不宜再作实体性援用、程序性规范不宜再作程序性援用等规范化援用的要件,指出了行政法援用走上规范化的若干路径。     

关于行政法总则的期望与构想

制定行政法总则对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制定行政法总则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国的行政立法实践已经走出了中国特色创新之路,党和国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强力推动,为制定行政法总则夯实了基础和条件保障。行政法总则的制定,应当以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将行政法律体系中已有的或应该有、可能有的共有普遍性和引领性规范提取出来,作出统一规定,既构建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也为各分编的规定提供依据。从行政法总则到行政法典的制定,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是促进我国建成法治政府的极为重要的举措和通道,也是对世界行政法发展的巨大贡献。     

对行政应急性原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行政应急性原则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一些学者明确提出,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直处于被遗忘的角落。“非典”又让人们重新讨论起这个话题。但无论是“非典”时期的应急实践,还是现代公共应急制度和法治的发展趋势,抑或行政法基本原则本身的特征和功能,都说明行政应急性原则不应是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我们应完善突发事件和紧急状态处置法,用合法性去整合现实正当性,用现代法治精神和原则来指导和规范行政紧急权力。     

40 YEARS OF THE RULE OF ADMINISTRATIVE LAW: ENHANCEMENTS,EXPERIENCE, AND EXPECTATIONS

Based on major landmark events and the rule of law development, the administrative rule-of-law construction in China, over 40 years since the initi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recovery” stage; the “rapid development by focusing on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stage; the “implementing the basic policy of law-based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and focusing on law-based administration of government” stage; and the “simultaneous advancement and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in building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stage. Over the past 40 years, China’s administrative rule-of-law construction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shaping,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concept popularization.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rule of law should promptly respond to the theoretical needs put forward by state governance, administrative changes, emer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it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strengthen legislation in key areas,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government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promote the effect of law enforcement and system implementation. We should also focus on improving the awareness and qualities of the rule of law at all levels of leading cadres and form a good rule of law atmosphere in the entire society.     

公法学视野中的行政执法

行政执法在我国法律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仅从行政执法自身来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难以治本。应当从公民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关系出发,以公法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行政执法,大力推进立法民主化、科学化,发扬公民自觉自治,合理配置国家权力,健全纠纷解决机制,重构行政执法,加强法律实施,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政府与和谐社会建设。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分析

行政管理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相适应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任务。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转变政府职能,应当依循法治化的途径,具体包括:法律法规的制定要贯彻政府职能转变的思想和理念,落实"三优先原则";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梳理政府权力;清理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对不符合标准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政府权力进行调整;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行政处罚中择一重罚规则的体系化阐释

择一重罚规则的适用面临执法管辖权与高额罚款权归属主体不一的难题。综合执法制度可以部分解决该问题,在综合执法之外,则需分情况适用不同的解决方案。在识别“罚款数额高的规定”时,应根据法定罚的上限而非决定罚来比较罚款的轻重。根据法定罚款额高的法律作出的决定罚,其数额不能低于法定罚款额低的法律所规定的罚款下限。行政机关错误适用择一重罚规则作出罚款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作出变更判决,但变更判决要受禁止不利变更规则的约束。在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并责令重作的情形中,行政机关加重对当事人的罚款,通常应证明其加重罚款没有恶意,因裁量逾越被判决责令重作的除外。     

中国行政法治的观念与制度走向——基于物权法实施所作的分析

《物权法》的实施不仅具有保护权利人物权的私法意义,而且还对行政法治的观念及制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行政法治的观念上,应明确依法行政所依之法不仅指公法也应包括私法,在物权的保护方面不应是公益优先而应是公私益平等,政府在保护公民财产的义务方面应区别不同情形而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在行政法治的制度上,应明确新的行政主体并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确权体制、完善征收征用及补偿制度、建立公务管理及使用制度、健全程序公正及参与机制以及运用综合救济机制保障权利不受侵害。此外,为保证公私法制的协调,还需建立合宪性审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