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野下公安机关刑侦强制措施与沉默权制度研究

刑侦强制措施作为公安机关侦破案件、发现证实犯罪的侦查手段是得到法律肯定的，然而现阶段公安机关在运用这种国家公权力进行案件调查时却侵害了公民的私权利——沉默权。本文从公安机关刑侦强制措施施行的现状及缘由，分析在我国现阶段设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并提出构建我国刑事侦查中沉默权制度的设想。     

公安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之认定

根据法律规定，我国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具有刑事侦查权，在行政管理中具有行政管理权。公安机关行使这些权力时分别表现为刑事侦查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种行为往往因为种种原因而混同。如果人民法院把名称相同而实质上的具体行政行为当成刑事侦查行为，则导致行政诉讼的不能，不但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得不到司法审查，而且，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将失去司法救济。如果人民法院把实质上的刑事侦查行为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诉讼，则势必妨碍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权，甚至放纵犯罪。因此，准确区分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行为和具…     

论行政审判权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的监督

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存在权力失控,引发了大量恶性刑讯逼供等违法犯罪行为。立法上的缺陷是导致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缺乏有效监督的直接因素。重新考察认识公安机关的法律地位及其性质是确定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可否纳入行政诉讼范围的前提条件。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与公安机关行政治安行为具有共同属性,具备了司法审查的基本条件。将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是对公安机关依法行政进行监督的有效途径。     

论刑事强制措施

刑事强制措施的法律规范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执行刑事强制措施是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职权。本文依据刑事诉讼法及公安部发布施行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结合公安机关刑事执法实际,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重要意义、基本特征、适用原则、具体运用及保障机制等方面作一研讨论述。     

海峡两岸侦查程序中若干问题的比较

海峡两岸的侦查体制存在很大差异。在台湾 ,检察官是刑事侦查主导机关 ,而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则是刑事侦查的辅助机关 ,检察官有权指挥和命令司法警察官和司法警察进行侦查 ,司法警察官和司法警察没有独立的强制处分权。大陆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等侦查主体之间则是平行关系 ,不存在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台湾检察官是侦查的中心 ,决定侦查行为和强制手段的运用 ,而大陆侦查的中心则是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有权采取除逮捕以外的强制措施和侦查行为 ,侦查行为具有独立性。     

论民警使用警械、武器的法律规制与立法完善

公安机关是承担着刑事侦查和维护社会治安双重职能的国家行政机关。作为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民警在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执行刑事强制措施过程中使用警械、武器必须遵守法定的对象条件、程序条件、目的条件、限度条件和禁止性条件。现行规制民警使用警械、武器的法规中的若干内容不够完善,需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予以改善和加强。     

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如何正确适用刑事拘留

刑事拘留是指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由于情况紧急，依法将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予以羁押，临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它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之一，也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最常适用的一种强制方法，在整个刑事诉讼体系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依法、准确、灵活地运用这一强制措施，有利于加强公安机关打击刑事犯罪的力度，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犯罪，逃避侦查和审判，保证刑事诉讼能够顺利进行，从而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     

刑事侦查效率论

本文分析、探讨了提出刑事侦查效率的理论依据、刑事侦查的成本效益所包含的内容、公安机关为提高刑事侦查效率所采取的刑侦改革、制约刑事侦查效率的法律因素以及提高刑事侦查效率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浅谈留置

留置，是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在行使当场盘问、检查权时，遇法定情形将被盘问人带至公安机关，经批准依法对被盘问人有条件的限制人身自由，并继续进行盘问的一种法定职权。它与公安机关行使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刑事强制措施有很大区别。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民警对留置没有真正理解，不能严格依法留置，往往将其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使用，偏离《警察法》立法本意。规范民警正确运用留置手段，从根本上说要加强对公安工作常用法律、法规的学习，最终达到依法执法的目的。     

论公安行政行为与刑事侦查行为的界定

公安行政行为和刑事侦查行为都是公安机关的职权行为 ,两种行为的监督救济途径不同。因实施主体的同一和其他原因 ,实践中经常发生两种行为混淆的现象。区分公安行政行为和刑事侦查行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应用法律授权标准区分两种行为 ,即刑事侦查行为应是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浅谈刑事技术与刑事侦查的协作

刑事技术与刑事侦查的关系是相互包容和密不可分的。侦技协作的基本内容包括人的结合、知识的结合和手段的配合。目前分局侦技协作的主要不足表现在:缺少协作意识;缺少现场意识;缺少沟通意识。所以,公安机关应多措施促进侦技协作。     

技术侦查的确立对刑事诉讼目的的影响——从功利主义的观点出发

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技术侦查措施,是立法者诉讼理念的转变,将技术侦查措施的授权从普通法律提升到国家基本程序法的高度,有利于技术侦查规范化和法治化,对于刑事诉讼能够充分发挥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作用,具有重大进步意义。但囿于现阶段立法的不健全不完善,技术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亦将难施拳脚。文章将在对技术侦查措施对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利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功利主义的合理观点,从取证手段横向比较与"保护"和"侵犯"纵向权衡两方面,分析当前技术侦查措施对刑事诉讼目的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完善建议。     

意大利强制性侦查监控制度之特色

1988年意大利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修改,修改之后的刑事侦查制度确立了侦查机关采用强制性侦查措施必须遵循适合性、必要性、相称性三个基本原则,建立了严格的司法授权和审查机制以及完善的司法救济程序。意大利这一改革动向对优化我国的强制性侦查监控制度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侦审合一后的预审工作研究

我国的预审制度起源于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训令,立法于1979年7月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中,它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6月公安部作出侦审合一的刑侦体制改革,但目前侦审合一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它既有改革相配套的制度和措施跟不上的原因,又有侦查人员破案任务重和素质能力弱,无法适应改革要求的原因。未来的预审工作,除了允许侦审合一的多种形式存在外,应当继续推进侦审合一;提高现有侦查人员侦查、预审素质;实行受过专门训练的公安、政法院校侦查学专业或者相近专业毕业的学生准入侦查部门的制度。     

侦查悖论探析

悖论有严格与泛化之区别,按照此种区分侦查中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侦查程序与保障人权、侦查的强制性与任意侦查等属于泛化的悖论。鉴于悖论的可消解性,在侦查过程中应当严守正当程序原则,争取以最小的权利侵害实现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将侦查区分为令状侦查、无令状侦查和令状例外侦查,以实现悖论消解,使得侦查发展的道路更加明朗。     

新刑诉法语境下检察技术侦查权配置的探讨

新刑诉法修改后,第一次在刑诉法的语境下,系统、明确地提出了侦查机关利用技术侦查手段进行侦查的法律规范,是我国技术侦查在立法上的一大进步。新刑诉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于已经立案的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各级检察机关要在保障人权、平衡程序和实体正义的前提下,科学、规范、合理地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更为有效地开展和推进检察自侦工作。     

论民众刑法情绪的倾向

民众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法治环境尤其是典型刑事司法案件等现实层面的感受往往通过刑法情绪释放出来。民众刑法情绪是衡量刑法认同和刑法信仰程度的重要心理暗示。受"杀人偿命"等传统刑法观、现代仇恨犯罪理念、刑罚效果不彰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不力等因素影响,民众刑法情绪会流露出恶性倾向,但亦有培养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现实土壤。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则助益于刑事政策贯彻、刑事司法运行、刑法社会效力的彰显、理性刑罚观和犯罪论的培养和刑法情怀的塑造。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之检视与建言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翘首企盼中露出水面。纵观全文，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制度、执行制度、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做出了可以预期的巨大进步。但是总体上与人民群众和法学界的期待尚有差距，如在刑事司法原则、程序性制裁等方面还有与现代法治要求和我国社会发展不相符合的地方。针对此草案，仅就存在的几个主要的问题提出建言。     

对人大代表采取强制措施许可程序的思考——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为视角

我国法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代表,非经本级人大主席团或常委会的许可,不受逮捕等强制措施或刑事审判。但是,法律对于人大行使许可权的审查主体、内容、时限等规定语焉不详,甚至存在法律冲突,导致这一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本文将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为视角,阐述对人大代表采取强制措施许可程序的症结及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