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研究——广州市A区B街个案调查

在探索社区公共事务有效管理模式的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目前政府主导型的社区管理模式如何推进社区居民的自治,基层社区的管理职能如何与公共事务管理相适应。基本的设想是逐步把街道办事处的服务职能剥离出来,街道办事处行使社区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服务职能则由社区服务中心来承担,从而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根本性转变。     

铜陵模式: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有益探索

2010年7月—2011年8月安徽省铜陵市撤除了其城区10个街道办事处(简称街道),将原来61个小社区合并为23个大社区,由区政府直管社区,并将原街道的人员、经费、资源下沉社区,强化社区服务职能,其改革经验被总结为铜陵模式。铜陵因此被民政部列为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试验区。民政部有关领导和学者给铜陵模式以较高评价,认为它代表着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方向;但也有学者认为铜陵模式不仅"换汤不换药",而且增加了社区行政色彩,损害居民自治。铜     

行政与自治衔接——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探讨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始终存在着一个体制性问题,即国家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如何衔接与互动?已有的研究往往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建制社区上,因而对于实行行政管理还是社区自治,在态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或水火不容。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域从单个社区扩展到整个街区乃至市区层面上,并以此透视"行政"与"自治"两种逻辑的交互关系,那么就可以将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划分为三类理想模型:行政一体化模式、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和行政与自治衔接模式。行政一体化模式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市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又因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分而导致脆弱的社会自主性;一种合理化的建议是突破社区限制,改革街道体制,通过新的衔接体的设立,从而一方面保证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拓展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     

龙潭治理之道:执法先明理 公心换民心

正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派驻地区的办事机构,一方面代表区政府行使政府职能,主理地方治理局势。另一方面衔接居民自治组织社区,指导和协调居民事务。街道是政府与社区的对接机构,是政令上通下行的枢纽,是官民之间的联系纽带。街道办事处的公务员在政府层级里位居最基层,但在居民心中,是直接的"顶头上司",居民希望其能主持公道,为当地做主撑腰。     

试论城市社区建设的总体思路

城市社区建设是在“单位制”解体背景下重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过程 ,这是涉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发育社区自治、发展社区服务、扩大居民参与、健全法律制度的社会系统工程 ;城市社区建设的总体思路是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以社区民主自治为目标、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宗旨、以扩大居民参与为动力、以健全法制为保障 ,全面推进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     

上海浦东新区探索社区委员会模式提升社会治理绩效北大核心CSSCI

在上海实行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基层治理体制中,街道和居委会两大组织至关重要。由于二者性质差异及主要关注点不同,实际工作中经常产生矛盾和冲突。多数情况是,居委会往往成了街道办事处（镇政府）的延伸机构,成为它的“一条腿”。居委会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是在完成街道办事处（镇政府）交办的各种任务,社区自治因此由其“课堂作业”变成“课外作业”,“行政压倒自治”的现象既非常普遍又实为无奈,社区自治的空间遭受严重挤压,社区治理受到严重制约。针对街居治理中的这一突出矛盾,上海浦东新区近年来通过组织重构、明确定位、激活机制等途径开始探索社区治理委员会,有效缓和了街居矛盾,提升了社会治理绩效。     

政社互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助推器

<正>太仓市城厢镇中区社区地处太仓城市中心,是一个有着57年历史的老居民社区。自2010年开展政社互动以来,社区加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根据《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工作事项》两份"清单"内容,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政社     

略论全面提升街道人大工作成效的进路

<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重心的进一步下移,"撤镇设街"的现象大幅度增加。街道位居县一级政权机关与居委会、村委会等城乡社区群众自治组织之间,街道办事处代表派出它的不设区的市或区人民政府对辖区进行行政管理,依法、依规行使相应的政府服务和管理职能,加之各类执法、司法机关的下属或派出机构在街道的设立,在此情况下,县级人大及其常委     

社区不能当“小政府”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居委会主任张育彪,这位来自基层社区的代表说:"按照我的理解,基层社区的主要职责应该是服务居民。可是,现在各级政府都把社区当作‘小政府’,我们社区承担的行政管理事务有24项内容,我们曾经一天要参加街道一级的会议达5个之多。我们的精力都花在这些事情上,哪有时间搞公共服务?"张育彪说,社区承担太多的政府职能,削弱了居委会的自治能力,使得社区是在为政府"打工",而不是在为群众打工。     

新时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实践困境与创新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机制不断健全、自治体系不断完善、自治空间不断扩大、自治环境不断优化、自治水平不断提升,自治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随着我国城市社区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社区自治也开始面临许多新的困难和挑战。为此,城市社区自治应始终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合理界定各类组织之间的权责关系为关键,以实现政府行政管理22职能与社区自治职能双重归位为目标,积极探索建立新型社区服务管理体制,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治管理的良性互动。     

加强我国社区居委会监督职能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和创新城市社区治理能力是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理念的实践，关系着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居委会作为我国宪法规定的基层人民自治组织，担负着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重任，在社区治理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当今政府转变职能，“政-社-市”的三元治理格局，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加速进展的大背景下，居委会一直以来在现实中的行政化角色也面临改变。在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0]27号）中，强调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的三大职责，即依法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依法协助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依法依规组织开展有关监督活动。但在实际生活中，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和行为方式行政化现象较为严重，核心工作也正是围绕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任务下放而展开；另外，在组织开展活动方面，随着地方经济收入水平和居民参与意识和提高，社区活动开展也如火如荼。但居委会依法依规开展相关监督活动的职能，无论是城市社区的现实情况或是居民的意识观念方面，都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承担该项职责的地步。深入研究社区居委会的监督职能的内涵，探讨加强社区居委会落实监督职能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制度-结构-能力:我国社区自治的三维建设框架

社区自治是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整合社会力量,激活社区自治力量是社区治理的关键问题。运用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结合案例分析方法梳理我国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分析其潜在的逻辑。研究发现:深圳L区社区治理的实践案例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依法治理,明晰治理主体权责边界,营造社区自治制度环境;结构整合,重塑社区居委会职能、整合社区自治力量;赋权增能,丰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提高居民参与议事能力。研究认为:以"制度-结构-能力"(System-Structure-Capacity)为三维治理框架,通过宏观层面的法治制度设计、中观层面的治理结构整合,以及微观层面的参与者能力建设,保障社区自治的长期存续。这种路径的潜在逻辑在于进行社区自治需要处理好权威治理和有效治理的关系,以及作为治理责任主体的"条块"之间的关系,并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逻辑下重塑政社关系,整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实践。     

新时代社区居民自治实现形式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社区下移,并强调探索创新居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是建设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本文在分析当前各地探索居民自治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基础上提出,有效推进社区居民自治,首先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放权力度并积极转变角色职能,从过去亲力亲为的社区治理“包办者”转为“引领者”和“服务者”;与此同时,也需要居委会等社区组织通过加强社区“硬环境”和“软环境”建设来吸引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以形成政府、社会、居民等多方力量共建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城市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与创新探讨

一、城市社区自治是扩大基层民主的需要在社区建设的实践中,涌现出了许多独特的社区自治模式,这些模式从多方面充实和完善了先前以居委会形式存在的城市基层民主,从而对城市基层民主作出了有益而重要的探索。(一)社区自治组织建设符合现代民主理念社区建设普遍以社区划分和社区自治组织建设为首要工作。成立了社区居民代表大会,作为社区的权力机构,负责选举产生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成员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或社区管理委员会)成员,讨论和决定社区重要事务。代表大会由社区全体居民和驻区单位代表直接选举产生,是居民自治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社区委员会作为议事协商机构,在居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对社区事务的议事决策职能,并负责社区居委会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物业公司及对其它服务机构     

宣武区社区建设实现“四个转变“

北京市宣武区积极探索社区建设新型运行机制，努力实现“四个转变”，即：在政府职能方面，由政府包揽一切转变为政事政社分开；在自治组织建设上，由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社区民主自治；在社区建设的推动上，由单纯的行政手段转变为引人市场机制，实现良性运转；在社区建设环境上，由“政府办社区”转变为“社会建社区”，群众和社会单位参与度提高了，社区自治的能力逐步增强。 一、理顺政府和社区的关系。首先是理顺政府职能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之间的关系，全区确定了民政、公安、计生、卫生、劳动、城管６个职能部门与街道工作紧密相关。二…     

社区建设是推动政府转变职能的突破口

我国的城市管理体制，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造成政企、政事、政社不分，政府包揽一切，使居民委员会这个群众自治组织，成了政府的下属机构，用行政手段和交办方式，把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街道办事处的工作，都压给居委会。据杭州市下城区调查，过去居委会承担的工作共74项，经分解，区、街、社区共同承担的工作14项、街道与社区共同负担的任务8项，区街应承担的任务35项，真正由居委会承担的工作只有17项，需要社区协助政府的工作25项。这就是说，过去居民委员会承担的工作中，多数属于政府职能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应承担的任务。…     

大连城市社区民主建设的调查与思考——以大连市沙河口区社区建设为例

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总体框架和发展格局。而城市社区民主建设，作为我国城市基层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近几年来．大连市在社区民主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在实践中继续推进大连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建设，必须改革城市管理体制，扩大社区居民参与．完善社区财政体制,提升社区工作者素质。     

城市社区行政体制改革:方向、要点与法律修改

在新形势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与复杂性日益凸现。现有社区行政体制的不足表现为:缺乏一种可以集中反映民意、民情,讨论社区公共事务,影响社区公共政策,协调政府权力与社区自治的议事平台;居委会额外负担过重,其在代表居民利益的有效性方面大打折扣;区(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和街道之间在公共责任分配上有差强之处;在社区自治责任体系内部,居民委员会也面临挑战。为此,作者分析了社区行政体制改革,并对相关法律框架的修整进行了探讨。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与方向

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表明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及基层组织、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重大转型与嬗变,乡村日益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村民自治过渡到社区自治、从行政和生产共同体迈向社会生活共同体,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也逐步从政府主导的单中心治理转变为政社分工与合作共治的多中心治理。     

吕朝：倾情打造‘社会硅谷”

年初，上海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期间，新任委员吕朝和连任委员马伊里联署提交了“有关本市促进基层居民自治规划的提案”。提案建议“政府通过政策指导和资源引导等形式，在市级层面成立专门促进居民自治的社会组织等，对居民自治进行专业规划与执行督导，发挥其对活化社区关系、促进熟人社区的重要作用，助力基层民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