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两结合说”与“西方文论中国化”

比较毛泽东与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之说，前者属于中国文论传统的意象话语，体现为立足“言-象-意”之辨的“言-不言-言不言”与“情（物）-物（情）-情物”文艺言说方式，及其“正-对-合”三元谱系结构，后者属于西方文论传统的形象话语，体现为立足“言-意”之辨的“言-在”与“主-客”文艺言说方式，及其“正-反”二元体系结构。毛泽东移植高尔基“两结合说”，解构其二元体系结构而纳入中国文论传统的三元谱系结构，体现其潜意识的“西方文论中国化”意愿。     

艺之为艺：跨文化视野中的对话

中国古代“艺术”与西方的“艺术”,既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小的差异.它们代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识谱系,体现着两种知识形态：“感悟型知识形态”和“理念知识形态”.在这两种知识谱系下的“艺术”,也就拥有了各自的身份和不同的发展轨迹.而20世纪中国艺术研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就是一个不断西化的过程.移植西方艺术理论,以“科学”的方法取代传统的感悟、体验,使文艺理论科学化.这种转型,不光是思想观念的更新,更是知识范型的转换.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个误导性命题——对十年来“转换”讨论的冷思考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提出到现在十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具误导性的命题。一方面,它把“现当代文论的失语”偷换成了“古代文论在现当代的失语”;另一方面,则把“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建”偷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而才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纷争和混乱,并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误导性后果,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误导我们错把中国古代文论看成新的当代文论的本根;二是使学者们几乎都把研究的重心定位在古代文论及其现代转换上,反而忽视了“重建中国当代文论”的真正目的。     

艺术思辨王国的历史足音──20世纪西方文论的社会学诠释

艺术思辨王国的历史足音──２０世纪西方文论的社会学诠释欧阳友权２０世纪西方的文艺理论是以新说蜂起、流派纷呈而别具异彩的。由于文艺创作上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波诡云涌，以及诸多哲学流派、心理学流派和语言学流派的加盟，使得这个时期的西方文论从范畴到体系、从观...     

从古代传统到当代资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述评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 ,自 2 0世纪 80年代由文艺理论工作者提出之后 ,一直受到学术界的热切关注 ,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本文即围绕“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理背景、内涵、关键、途径、目标和方向等基本内容进行综合性评述。     

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话语转型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的理论话语转型。这一转型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事件或语言事件,它所关涉的是整个时代格局、知识体系的变化,甚至是文学观念的转变。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的理论话语转型研究,对于廓清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关系,特别是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跨文明语境下整合中西文论

西方的各种新文论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纷纷涌入我国 ,在短短的十几年里 ,西方 2 0世纪的各种新文论基本上都在我国的文论界走了一圈 ,这给我国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 ,大开了我们的眼界。这些新理论在引进之中虽说或多或少经过了我们一定本土化 (或称误读 )处理 ,但在实际运用于我们的文学实践时 ,总让人感到有些“隔膜感”。往往在理论和学说的借鉴和运用上 ,忽略了语境的差异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因为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着与西方社会、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迥然不同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要求 ,具有完全不同的话语情境。例如国内一些学者照…     

中国文论话语现代转换视野下的风骨论

“风骨”论是“龙学”研究的一个迷团,学界对其的阐释说法不一,难有定论,折射出中国文论话语现代转换的历史问题,在西方文论、前苏文论及比较文学视野中“风骨”得到不同模式的阐释,表现了中国文论话语在现代性追求与民族性彰显之间的两难选择。     

印度佛教圆观念的中国化与中国古代文论圆范畴的建构

佛教的“圆”观念,在中国古代文论“圆”范畴的建构与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作用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外来的印度佛教“圆”观与中国固有的“圆”观念相互融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圆”观念。然后是这一中国化了的佛教“圆”观念,又通过激活和强化中国人的“圆”观念的方式,以三种途径参与到中国古代文论“圆”范畴的建构中去。在经过文论家们的一番诗学化的改造和转化之后,佛教的“圆”范畴就转变为了审美的文论“圆”范畴了,“圆”也就因此而由一个普通的词,升华为一个文论的审美范畴了。     

跨文明研究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思潮,跨文明研究必然表现在多个学科领域,渗透在文化与学术的方方面面。本期我再次约了清华大学王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余虹教授、四川大学蒋晓丽教授及博士生谭佳、王积龙,就“跨文明研究”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余虹教授的论文专就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跨文明比较诗学中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也正是我多次提出的“异质性”问题。中国与西方文论代表着不同的文明,在基本文化机制、知识体系和文论话语上是从根子上就相异的(而西方各国文论则是同根的文明)。这种异质文…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三条路径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当前学界重点讨论的话题之一,学界对重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展开了比较深入的探究.在诸多的研究中,怎样重建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仍然存在重大缺陷,依然没有摆脱老路,无法引导我们真正走上重建的道路.在时该命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建应该走中国文论中国化的道路,具体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中国文论的当下直接有效性;第二,西方文论中国化;第三,让中国文论在当代成为主流话语.     

当代文论精神症候与文化空间拓展

在东西方文化冲突日益严重的今天,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精神和身份立场问题,成为汉语文学的重要问题,其基本症候表征为“六多六少”:线性时间观多而境界空间观少、西方话语踪迹多而中国身份少、解构话语多而建构精神少、大众消费话语多而注重文化精品少、热衷于非文学多而关注汉语文化圈的文学少、肉身意义关注多而知识个体的立场关注少。我们应该在中西文论对话基础上,坚持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坚持人类只有在体用之争方面,走向人类之体、世界之用。     

叶燮原诗之诗学本体对比研究

霍松林和卜松山是叶燮《原诗》研究领域的突出代表．两人研究的主要倾向性在于叶燮诗歌本体之“志”与“情”的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即：问题切入上的差异、研究思路上的不同、理论视点上的差异和范畴阐释上的差异。霍松林以本土化的视野和国学的功力着力于唯物辩证的阐发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挖掘到了叶燮诗歌“言志”之本体：卜松山以文化自觉之视野和文论的身后理论根基致力于文本细读与范畴阐释．咀嚼到了叶燮诗歌在“缘情”之“怎是”。他从更加广泛的古代文论历史长河中去寻觅和凸显《原诗》的思想体系以及体现“诗歌的本质和诗人的品质”的批判话语，力求在叶燮诗论中挖掘“缘情”的因子．以寻求古代文论价值实现之可能性，以期实现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     

“人文精神”之论争:三种话语的解蔽较量

20世纪 90年代是一个文化解蔽的时代 ,在“众声喧哗”中主要存在三种话语 ,一种是以消费为指归的大众文化话语 ,另外两种是针对存在的体制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如果说 ,体制话语是“意识形态”话语的话 ,那么 ,不妨叫知识分子话语为“意义形态”话语。这两种话语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要求。首先 ,在知识构成上 ,“意义形态”话语主要是依据知识本身的“内在理路”而生成 ,“意识形态”话语则是根据“外在需要”而构成。其次 ,在知识表现上 ,“意义形态”话语所体现的是一种“话语权力” ,而“意识形态”话语体现的则是一种“权力话语”。在…     

汉语批评:从失语到重建(笔谈)

20世纪 90年代曹顺庆等学者提出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命题 ,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赞成的、反对的和商榷的意见都不少 ,但更多的则希望他们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思路、方法和拿出实际成果。现在他们提出“汉语批评”策略 ,既是对学界期待作出回应 ,又使其以前的学术理论更加深入。本刊选发的这组笔谈 ,集中探讨了汉语批评的理论内涵、话语策略、汉语批评与当代全球化语境等问题 ,表明了他们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和具体的方法及路径 ,希望引起读者关注。     

简论"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渗入到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 ,是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玄学认为“道”是“无名”、“无形”亦即无限 ,便产生了“道”能否用名言概念和具体形象来表述的问题。在持续不断的争议中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这一命题都在不断地促进、丰富着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建构。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话语体系构建十分必要和紧迫。福柯话语理论的构建取向、葛兰西"文化霸权"的"大众的同意"、拉克劳和墨菲后话语理论的多元主体"接合",为之提供了视角和切点。大众化了的马列文论话语、中国化了的西方文论话语、时代化了的古代文论话语和实际化了的比较文论话语"接合"起来,构成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再与创新的非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话语二度"接合"起来,就能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的"有机意识形态"。     

言志与摹仿:中西文论观念的不同言说

诗言志被称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摹仿说被视为西方文论的基石,它们虽然都是对文学艺术本质规律的探索和认识,但却形成了不同的文论话语体系,使之在理论内涵、逻辑起点、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上有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与中西方不同的哲学土壤有很大的关系,即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导思想是“天人合一”式,而西方哲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旧传统是“主客二分”式.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强调物我相通、情景交融,甚至以情驭景,这使得人与外物的关系多为一种情感体验;主客二分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这使得人与外物的关系多为一种知觉认识,所以西方文论认为文学应表现的是那个客观世界.     

晚清语境借西方文学生成的自我镜像

林纾在《黑奴吁天录》中将主人公汤姆大叔由原著中“黑色基督”变形为“千古义仆”。这种误读在晚清文学语境中具有典型意义，是对西方文学接受的一种范式。它本质上是以西方为“他者”观照下完成的“自我镜像”。东方与西方并非后殖民主义文论强调的那样是单向的“凝视”与“被凝视”关系。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其实是两种文明互为“他者”相互参照并进行自我书写的过程。     

女性写作的身体之维

“身体写作”这个西方女性批评的重要概念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本土化过程中遭遇到特殊文化语境而产生了理论性的异变和误读,完全丧失了女性批评话语应有的革命性内涵,在商业炒作和男性猎奇心理的暗示之下,使得女性写作逐渐由抗俗走向媚俗。其实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问题不在于写“身体”,也不在于写“性”,而在于怎么写,主要在于写作的动机和定位。女性写作应当在肃清概念的基础上突破“身体”和性,走出被看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