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灾害治理的国家方略

灾害治理作为中国古代应对自然灾害的政府行为,包含丰富的风险意识与政治危机意识。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灾害史范畴出发,聚焦“灾害一社会”的互动关系,不难发现,灾害的发生不仅构建了中国历史时期“灾荒社会”的基本样貌,也同样为荒政制度的逐渐成熟提供了契机,实效荒政是民本思想的实践,也是古代治灾行为的重中之重。古代治灾行为的实践与古代灾害的意义建构之间形成了相互回应、相互促进、相互强化的循环作用机理,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应对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大致轮廓,也使得灾害成为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维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社区为基础的灾害风险管理：特点、功能与步骤

正社区在灾前预防、灾中应急以及灾后重建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当前国际减灾的研究热点和实践趋势之一,以社区为基础的灾害风险管理的开展尤为重要。近年来,重大自然灾害频发,给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巨大损失。如何有效应对灾害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国被称为"自然灾害的博物馆",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具有种类多分布广、频率高、损失重等特点。     

灾害核查评估技术体系探索与业务实践

自然灾害核查评估是评价和认定重特大灾害损失的重要手段,有效支撑应急救灾、受灾群众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建立灾害核查评估技术体系是提高自然灾害应对能力的重要抓手,也是提升应急管理能力的内在要求。本文介绍了灾害核查评估技术体系的组成、灾害核查评估工作实践,并提出该项工作目前存在的薄弱环节以及未来的工作展望。     

“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彰显中国力量和制度优势

“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的出现，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内在逻辑．它是在继承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政府主导、民众参与”的荒政遗产，借鉴发达国家防灾救灾经验，并总结新中国建立后应对历次重大灾害考验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灾害救援体系。其基本内涵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性质决定了其在“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中国式灾害救援”体系的有力保障：政府力量、     

运作型公益组织——以香港乐施会参与汶川地震治理为例

基于不同的分工与功能定位可把灾害治理中的公益组织分为运作型、协调型与资助型三种类型。在灾害治理中,运作型公益组织是指自身直接参与救灾或灾后重建,直接供给救灾物资与救助服务的公益组织,其基本表征主要体现在直接性和专业化两个方面。本文以香港乐施会为个案分析运作型公益组织的使命、价值、运作逻辑及其社会功能。     

灾害损失与应对工作评估

在我国,"灾害评估"一词由来已久。过去,灾害评估主要服务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多是对于灾情及其损失的评估。如今,灾害损失与应对工作评估逐渐贯穿灾害管理全过程,对综合减灾、救灾救助、恢复重建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越来越重视发挥灾害损失与应对工作,提高其支撑应急管理决策和灾害风险防范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了一套自然灾害情况统计的指标体系和调查制度,明确了灾害损失评估的指标内容。     

推进社区韧性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提升应急管理的韧性愈发成为不可忽视的方向和路径。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区应对风险的治理模式与手段创新成为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的重大议题。韧性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其核心就是要有效应对各种复合风险的冲击,减少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围绕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社区应急管理中韧性治理策略选择的有效性研究,揭示了传统风险治理的刚性规制的惯性和信任机制的式微,利益固化的藩篱使社区风险应对“各自为战”“顾此失彼”等体制层面“治理碎片化”的挑战。探寻如何有效应对社区复杂多变的各类复合型风险,提出了高质量推进发展与安全同构的基层治理现代化,应保持应急与常态秩序协调转换与内核稳定,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风险治理共同体,为新时代提升社区抗逆力、应对系统性、复合型风险能力,推进社区韧性治理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路径。     

论国家综合减灾与风险管理信息系统集成

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如何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是困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自"国际减灾十年"以来,国际社会日益重视减灾问题,防灾减灾逐步朝着联邦式、多系统综合集成、共建共享、互利多赢的方向发展。各国政府和公众对灾害管理的认识也逐渐从单灾种、专业分工和应急管理向灾害链、综合集成和风险管理转变。     

从救灾捐赠角度分析灾害社会治理政策发展

国家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依法协助政府开展灾害救助工作。自然灾害救助遵循的"以人为本、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灾民自救"的原则,就体现了多主体协作救灾的治理内涵。从汶川到玉树再到芦山,每次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社会组织都在不断探索适合它们参与灾害救助的新领域、新业务和新方式。实践证明,社会组织在救助资金募集、志愿服务开展、灾后重建支持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社会组织已然     

完善灾害救助需要发展巨灾保险

今年年初南方大部分地区发生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极大地震撼了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在对这场灾害形成原因、应对措施以及方方面面的深入反思中,如何强化巨灾保险在自然灾害救助中的作用,再次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此次灾害中保险赔偿数额与灾害损失的极大反差．凸显了保险在整个自然灾害救助中的尴尬地位,同时也凸显了加强巨灾保险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论国家综合减灾与风险管理信息系统集成

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如何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是困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自“国际减灾十年”以来，国际社会日益重视减灾问题，防灾减灾逐步朝着联邦式、多系统综合集成、共建共享、互利多赢的方向发展。各国政府和公众对灾害管理的认识也逐渐从单灾种、专业分工和应急管理向灾害链、综合集成和风险管理转变。     

国家综合防灾减灾的现实挑战与战略任务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灾之国。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与灾害抗争的历史，历代统治者长期积淀下来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对灾害问题的治理，实质上考验着治国理政者之能力，善治国者必先治灾，善理政者必重防灾。     

"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民间自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历史来看,中央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既非"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自治",也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权控制"。中央集权体制的下移,以及地方民间秩序的自我运行,两者相辅而行,相互为用,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官民合治的治理模式。     

跨层级治理：情境、过程与结果——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分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来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的底层实践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基于“情境-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对桂南Q市考察发现：联镇包村制度的运作逻辑显现出跨层级治理表征，是地方政府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压力型体制与目标考核的情境下回应基层社会多元化诉求而作出的一个应然制度安排。联镇包村制度化运作过程不仅具有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也蕴含反科层化行动取向。在多重压力下，各驻村干部差异化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名实分离状态，因而亟需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格局，才能推动跨层级治理的可持续化运作。     

社会影响评估不要成为灾后重建的短板

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因灾返贫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原因. 为了应对自然灾害,我国已经建立起相关制度并为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数据信息.这些制度主要关注的是灾害导致的直接影响,信息收集和统计中缺乏对社会因素的考察,如性别、社会结构、文化的因索等.如汶川地震灾后救灾物品中大量的牛奶、饮料等物品的分发造成了相当多的浪费,一方面牛奶的储存需要冰冷的条件,灾区电力的破坏无法提供储藏的条件;另一方面灾区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也没有饮用牛奶的习惯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此外,也导致灾后救助工作往往只关注灾害的直接面的需求,因此需要进行自然灾害的社会影响评估.     

传统文化中的礼法合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礼法合治思想和治理模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古代中国,各种治世主张相互碰撞、相互借鉴,逐步形成了礼法合治的治国思想。它是一种治国理念,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行的一种治国方式,对于保持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背景下,礼法合治这一古代的治国理政思想对当下有重要启示,可以为建设文明中国和法治中国提供文化涵养和有益借鉴。     

合法性基础、行动能力与灾害干预中的政府行为——以汶川地震灾后快速重建为例

政府已越来越深地参与到灾害治理当中,并成为其中的关键行动者,但我们对支撑政府灾害干预行动的关键变量及其运作机制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合法性-行动能力”框架认为,政府合法性基础和行动能力决定了政府灾害干预的意愿和实际能力。对于“绩效合法性-强行动能力”政府而言,快速完成大规模灾后重建是其在绩效合法性压力下的优先选项,项目制和科层制的捆绑运作极大地强化了政府灾害干预能力。沿着科层体系把灾后重建这个巨大项目逐级分解,各级官员围绕项目机会和晋升机会展开竞争,由此,灾后重建获得了加速推进的内生动力。但是,在巨大的项目时间压力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关注时间可控性较好的硬件建设,忽视耗时更长的软件建设,在项目决策过程中更可能忽视甚至排斥社会参与,这些都增加了灾后重建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地苑育赤子 精诚共昆仑——访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宗晋

马宗晋是一个用心灵解读大地纹路的地质学者，也是一个用责任把握大地脉搏的减灾专家。他潜心地质研究40余载，创立了节理构造定性分析、渐进式地震预报模式和全球三大构造系统；他提出了“灾度”概念，统一了多种灾情强度的评估标准；他将以往灾害科学的单纯自然变异取向，引伸至社会承灾能力及其灾情风险评估的综合减灾科学道路；他组织完成了《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和分论，统编了七大类灾害统一体例的灾害年表，为推动我国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苏州:探索包容性治理模式

包容性治理是近年来在推行善治理念、提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进民生福祉等战略目标进程中出现的实践创新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建”意味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共治”意味着治理过程的互动合作,“共享”意味着治理成果的利益共享,“共建共治共享”正是对包容性治理核心意涵的全面阐释与精准凝练。     

我国《防灾减灾法》立法基本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自然灾害对人类造成的影响越来越严重。为了有效应对自然灾害,我国已经制定与实施了一系列防灾减灾法律、法规、政策、规章等正式制度。但随着我国灾害防治实践的进一步推进,我国灾害法制体系的不完善尤其是我国防灾减灾基本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