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管县”政策分析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市管县"体制已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其各种弊端,与此同时,"省管县"模式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并在不少地方开始试行。那么"市管县"与"省管县"体制究竟孰优孰劣,运行效果如何,本文对此作一探讨。     

关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思考

上世纪九十年代,＂市管县＂体制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成为我国地方行政体制的主要形式,当前,全国许多地方都在总结＂市管县＂体制改革的经验,不断进行积极探索＂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进一步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步伐。对于发现和存在的问题应该高度重视和及时解决,尤其要加快建设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相应配套的体制改革,才能科学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     

市管县体制改革理论综述

现行的市管县体制由于存在着诸多的弊端,正成为改革的对象,而省管县作为改革的有效途径之一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从市管县体制的演变和局限性、省管县的可行性、省管县体制的具体操作思路三个方面对市管县体制的改革做一个理论上的综述。     

试析当前我国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动力、局限和途径

目前市管县体制的负面效应和历史局限性日益凸现,最终成为各地推行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元动力。从各地改革实践和国内理论界对此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可以理清我国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实质、途径和出路。强县扩权是现阶段实施省管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重要内容,是由市管县体制逐步向省管县体制的有序过渡和增量改革;因地制宜、适时推进是各地省管县的战略选择;行政区划调整是省管县的前提;转变政府职能,对政府进行功能性变革是省管县的关键。     

试论广东实行省管县体制的必要性与实现路径

目前，市管县体制存在着市县矛盾加剧、制约县域经济发展、增加行政成本、影响行政效能等主要问题，推行省直管县是克服市管县体制弊端的改革方向。市管县体制改革总的方向是省直管县，城乡分治，实现市县在法律关系上平等，不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地级市集中精力发展和治理城区，县专心致志建设和治理乡村。改革总体上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深化扩权强县改革。在全面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县级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权。第二步，稳妥推进省直管县。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财政意义上的省管县到行政意义上的省管县，实行市县分治，并相应调整行政区划。第三步，完成地级市改革。重新定位地级市的角色，适当合并地市，并优化其组织机构。     

市管县体制绩效及其变革路径选择的制度分析——兼论“复合行政”概念

计划体制既构成了市管县体制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同时也为这一体制运作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撑条件。制度支撑条件的丧失 ,以及市管县体制推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制度意外” ,是市场化进程中市管县体制绩效日趋式微的重要根源。但目前制约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最重要的行政障碍 ,不是市管县的行政区划和行政领导体制 ,而是政府职能转换的滞后。在政府职能转换还远未到位的情况下 ,全面推行“省管县”体制未必能解决市管县体制所面临的问题。     

从“市管县”到“省管县”

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阶段性任务的完成,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专家指出,这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在管理层面上,推进和完善省管县的改革。从市管县到省管县,这张管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将中央关于减少管理层级、提高效能、壮大县域经济的意图凸现出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目前的市管     

析“市管县”体制的利弊,构“市协县”体制的设想

中国的市管县体制至今已走过25年,本文分析了这一管理体制的由来、存在的利弊,以及目前地方市管县体制改革探索的方法和问题,并提出今后改革的设想。     

探析浙江省“市管县”体制兴衰及其启示

20世纪80年代,浙江开始实行"市管县"体制,为全国实行"市管县"体制最早的省份之一,这种体制在浙江省经历了兴起与衰落。探索浙江"市管县"体制的兴衰,有助于我们了解整个"市管县"体制改革兴衰的原因、改革实质及改革意义,以期为其他的地方行政体制改革起到良好的借鉴作用。     

基于分权视域的省管县改革框架构建

在长期的"市管县"财政体制下,省、市级政府通过各种方式集中下级财力,却将事权层层下放,使得下级"财事"两权不匹配,导致县乡财政陷入困境。因此,要改变县乡"财事"两权不匹配的现状,将财政权力上移至省是一种可行的途径。本文试从分权视角,在对现有"省管县"改革试点的经验与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提出通过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能与事权、确定各级政府的税收收入、赋予基层政府适当税收自主权、规范省以下转移支付方式、统筹市县发展、建立与"省管县"财政体制相适应的行政体制等构建起"省管县"的财政体制。     

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的一大亮点——广西田阳县“农事村办”工作制度的调查

近年来,广西田阳县委在推进基层党建实践中不断创新,"农事村办"便是继"双学"、"农家课堂"之后的又一创新亮点.在实施中,不断完善服务网络、明确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健全工作制度,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值得总结和借鉴.     

融入区域经济合作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中国一东盟“一轴两翼”经济格局下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考

上林县位于桂中南，具有融入中国一东盟“一轴两翼”经济格局的有利条件，文章分析了该县融入“一轴两翼”经济圈在工业、农业、城镇化发展水平、旅游业等方面的发展路径选择，特别提出改善软环境，搭建发展平台是重要条件。     

现代性“断裂”问题下的“精神”审视

"现代性"虽是一个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概念,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本文通过对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四个方面"断裂问题"的思考,从该"二重性"中归纳出现代性的"同一性"即时代精神、理性精神、主体精神、发展精神,并尝试性地揭示现代性该四个主题精神的最初意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下发生的"演变",从而关注现代性的"同一性"与加深对现代性"二重性"的理解和认识,给予现代性本质的一种澄明。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从“层级构造模型”到“板块构造模型”——基于学生素质教育和培养的高校新课程体系问题研究

从21世纪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看,实施素质教育、改革高校课程体系具有必然性。我国高等教育原有的“层级构造模型”课程体系形成于20世纪中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虽然经历了8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素质教育”取向的课程改革,但仍没有突破原有的框架。要使我国高等教育真正从专业教育模式转变到素质教育轨道上来,就必须重新改造高校课程体系,构建全新的“板块构造模型”课程体系。     

实施"人文奥运"应努力实现三个有机融合——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田麦久如是说

田麦久1940年出生于山东青岛市.1964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部,1982年获德国科隆体育学院体育科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体育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运动训练学会主任委员、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受聘于清华大学等21所大学任客座教授.     

核武器的“善”“恶”之辨

目前,国内外存在一种从道义上否定核武器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核武器违背战争与伦理本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是绝对的恶。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核武器的善恶是人们对研制、使用核武器目的、效果的道德判断,当它被用于善的目的并取得善的效果时,它就是善的。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是善,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的伦理精神。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