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小说":梁启超与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赋予

长久以来,中国古典小说处"末技"地位,中国近代小说的质变仍要待到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产生以及"小说界革命"发生后才得以实现.晚清小说的变化虽是各种因素交互着力的结果,但枢纽人物梁启超的出现、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被赋予确是起了关键性作用.梁启超之所以大力鼓吹小说并非有意重构文学格局,而是"发现"了启蒙大众的有效工具.自此启蒙之志渗透至小说,中国文学的历史也开始逐渐谱写以小说为中心文体的写作体系.     

性别解放的“中间路径”:张竹君女性启蒙思想及实践

张竹君是清末民初的女性精英,在女性启蒙问题上探索出了一条以"女医师"为角色的"中间路径",为女性在"女学与女权""职业与政治"之间寻求平衡,提供了一种经验和指向。张竹君既有对于晚清女性解放话语的积极接纳,又有对于民初女子参政运动保持冷静的姿态。在张竹君看来,"自立之学"是女性践行"中间路径"的核心命题,其中涉及谋求"合群"之道、兴办女子实业、女子医学等要义。张竹君秉持的"中间路径"区别于晚清其他女杰追求女权话语的角色建构,为我们获悉清末民初女性社会多元而复杂的生态提供了视角。此外,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对张竹君"女革命家""女权主义者"的形塑,超越了其在清末民初作为"女医师"的历史本相。     

谭嗣同奢俭思想的"破"、"立"论

谭嗣同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他"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①思想学术中颇多看似偏激却能够发人深省之处.②如谭嗣同提出迥异于正统观念的"黜俭崇奢"说.一方面辨正"奢俭"名实,批判"崇俭"的谬误;一方面论证"崇奢"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一"破"一"立",识见非凡,令人耳目一新.本文试就谭嗣同"黜俭崇奢"思想的内涵进行探讨.     

新时期文艺理论界四"癖"之反思

新时期文艺理论界存在四种"癖好":第一种癖好表现为"言必审美",其主要症结是注意了区别而忽略了联系;第二种癖好表现为"言必危机",其实,危机是文艺理论的正常状态;第三种癖好表现为"以追求新奇为荣",显然,这是一种误区,前沿的东西无法与文艺学的建构划上等号;第四种癖好表现为"以呼吁为本",即文艺学在口号中、呼吁中过日子,研究者动辄得咎。     

"新写实"小说流派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补正

"新写实"小说可以从"新写"和"新实"两方面进行理解和阐述."新写实"小说仍然是一个现实主义小说流派,但又不完全是原来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它是在传统(经典)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思潮的对峙中,采取现实主义直面现实的精神和再现生活的方法,同时又接受了现代主义思潮的某些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现实主义小说流派.     

清末民初宪政理念的形成及演进

清末民初的宪政是在近代中国内外交困的背景下有识之士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而师法西方的产物,晚清时期形成了两种关于制度变革的宪政理念,即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理念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共和理念,并在清末民初时期发生了从君主立宪理念向民主共和理念的演进,这一演进反映出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由于晚清中国社会特殊的社会性质、复杂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也决定了清末民初宪政理念的形成和演进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     

刘鹗与卢汉铁路

闻名遐迩的近代作家、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商场上也是一位风云人物,他曾拿着一张1000万两银子的"存款证明",试图承揽一条1200多公里的铁路建设项目,结果遇到了更老练的对手,最后空手而归。     

浅析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思想

晚清时期,面对史无前例的＂变局＂和＂强敌＂,李鸿章试图通过＂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赢得相对和平的环境,争取实现＂自强＂。他＂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贯穿其外交实践的始终,其内容可分为区别对待、均势制衡、结盟对抗三个相互交织又依次深化的部分。虽然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故此需要更历史、更客观地予以评价。     

"三国杀"游戏在青年中风靡的文化解码

继"开心农场"、"杀人"游戏后,一款名为"三国杀"的游戏在国内青年群体中悄然流行,并迅速成为青年娱乐游戏新的时尚标签,为此,我们试图从该游戏风靡现象的文化社会学视角进行分析,以探寻其背后的网络文化、社会学和消费主义等方面的发展规律.     

试论"文革"前期"上山下乡"运动中知识青年的"单向度"特征

以马尔库塞关于"单向度的人"的理论考察和分析"文革"前期"上山下乡"运动中知识青年所呈现出某种"单向度"的特征.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克服非和谐因素,消灭这种"单向度",把"单向度"的人转变为"多维度"的人,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现代性“断裂”问题下的“精神”审视

"现代性"虽是一个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概念,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本文通过对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四个方面"断裂问题"的思考,从该"二重性"中归纳出现代性的"同一性"即时代精神、理性精神、主体精神、发展精神,并尝试性地揭示现代性该四个主题精神的最初意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下发生的"演变",从而关注现代性的"同一性"与加深对现代性"二重性"的理解和认识,给予现代性本质的一种澄明。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从“层级构造模型”到“板块构造模型”——基于学生素质教育和培养的高校新课程体系问题研究

从21世纪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看,实施素质教育、改革高校课程体系具有必然性。我国高等教育原有的“层级构造模型”课程体系形成于20世纪中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虽然经历了8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素质教育”取向的课程改革,但仍没有突破原有的框架。要使我国高等教育真正从专业教育模式转变到素质教育轨道上来,就必须重新改造高校课程体系,构建全新的“板块构造模型”课程体系。     

实施"人文奥运"应努力实现三个有机融合——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田麦久如是说

田麦久1940年出生于山东青岛市.1964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部,1982年获德国科隆体育学院体育科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体育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运动训练学会主任委员、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受聘于清华大学等21所大学任客座教授.     

核武器的“善”“恶”之辨

目前,国内外存在一种从道义上否定核武器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核武器违背战争与伦理本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是绝对的恶。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核武器的善恶是人们对研制、使用核武器目的、效果的道德判断,当它被用于善的目的并取得善的效果时,它就是善的。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是善,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的伦理精神。     

论国学之“源”与“流”

国学,就其"源"而言,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演变发展的活水源头;与此相对应,先秦以降,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催生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学术思潮,如汉初黄老思潮、两汉尊儒思潮、东汉反神学思潮、汉魏道教思潮、魏晋玄学思潮、隋唐佛学思潮、宋明理学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等等。这八大思潮,前后相继,奔腾向前,组合成"国学"发展演变的汹涌潮流,构成了"国学"发展的宏伟画面。     

侠客:从“草莽英雄”到“革命英雄”——政治语境下的武侠文化流变

“侠客”形象,作为武侠小说的核心因素,被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所继承,并对其进行改造和利用,使之服务于政治,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艺术言说方式,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与曾在新中国被根绝了的武侠小说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