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及其在公安侦查中的运用

刑事和解作为构建和谐社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应贯穿刑事诉讼的整个阶段。公安刑事侦查中的和解对于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取得当事人与国家双赢的效果具有重大意义。如何正确地理解刑事和解,进而在公安刑事侦查阶段规范地适用刑事和解,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     

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中刑事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公安机关刑事执法的核心就是刑事案件的侦查,在侦查阶段能否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反对者认为刑事和解在侦查阶段没有存在的法律空间,与公安机关的法定职权不符,并容易导致公安机关权力滥用。但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有利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并有其自身的优势,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法律上的障碍可以通过立法来解决。目前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主要是侵犯个人人身和财产法益的犯罪、犯罪人主观恶性较小的轻罪案件,以后可以扩展到严重的刑事犯罪。公安机关适用刑事和解不能忽视调查取证,应注意对话基础上赔偿协议的达成,同时也要改变和完善目前的执法考核指标体系。     

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程序问题研究

刑事和解已经成为我国各地检察机关广为实践探索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但由于缺少法律依据,程序适用上的不协调问题比较严重。本文对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呈捕以及审判阶段如何适用刑事和解的程序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探完了如何防止刑事和解中滥用检察权的途径,以促进相关立法的完善以及刑事司法改革的顺利开展。     

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在民族地区的适用——以四川彝族聚居地区为例

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适用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轻微犯罪案件和除渎职犯罪外可能被判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过失犯罪案件。以四川彝族聚居地区为例,随着政策法规的完善,适用范围的基本契合,四川彝族聚居地区适用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成为可能。该地区通过设立刑事和解接案专员,告知双方当事人,进而启动和解程序,完善刑事和解在民族地区的适用。     

侦查阶段运用刑事和解需要注意的问题

刑事和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新机制,适用于刑事诉讼的各阶段。公安机关自身的地位和职能,决定了其在侦查阶段运用刑事和解具有更大的优势。公安机关在运用刑事和解时必须注意其法律角色的定位,严格遵守刑事和解的当事人主义原则,案件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的充分标准。     

刑事和解推广路径探析

在现实的背景下,刑事和解作为正规司法模式的一种补充、作为实现程序正义的重要举措,应该扩大它的适用范围,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和执行阶段不应被排除在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之外,一些符合条件的严重刑事案件也应纳入刑事和解的适用范畴,从而全面保护被害人权益、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刑罚的轻缓化。     

新刑诉法之刑事和解制度在经济犯罪侦查阶段的适用研究

依据新刑诉法厘清适用刑事和解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是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依法办案的内在要求。经侦部门要防止把刑事和解等同于调解结案;任意扩大适用的经济犯罪案件范围;以刑事和解之名行还钱、交钱放人之实以及以刑事和解代替侦查取证等错误做法。从司法上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确定刑事和解的赔偿范围和计算办法;细化双方当事人的行为要求;完善刑事和解的运行机制;出台执行刑事和解的操作指引;在侦查阶段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庭财产情况的证据收集。从立法上增加适用刑事和解的经济犯罪类型;明确规定新刑诉法第277条规定的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后免除犯罪嫌疑人监禁刑;增加刑事和解的排除适用情形;增加自诉转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     

轻伤害案件公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研究

轻伤害案件在公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存在诸多问题。故此，应协调各项制度措施，规范轻伤害案件公诉阶段刑事和解程序：建立程序引导监督机制，实现轻伤害案件和解前置；探索调解方式的现代转型，保障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侦查阶段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是应构建法治国家、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而产生的,为社会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多元化思维。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在公安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合法性,并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解程序、和解效力等内容作了专章的规定。刑事和解制度对修复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节约诉讼成本、保障当事人权益等方面意义重大。但当前该制度仍面临范围过窄、协议效力不明确、缺乏刚性条款和可操作性程序等问题。应以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程序为视角,分析立法现状及执法困惑,端正公安机关执法理念,厘清相关法律概念,明晰和解协议法律效力,探索有效规范执法和完善和解程序,推动法治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能否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

刑事和解是一种通过被害人与犯罪人协商后达成合意而消除纠纷的案件解决方式,但其不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在我国刑法规定下,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缺乏刑事和解适用的前提,其适用刑事和解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违背平等原则,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多为杀人案件,被害人家属代替被害人与犯罪人进行和解缺乏理论依据,国家公权力的本质和职责与不允许在死刑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的思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刍议

由于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成为了刑事诉讼研究的一大热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促进公平正义、维护司法权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推行却困难重重。通过对相关现行法律法规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确存在某些立法缺陷，建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予以完善。     

刑事和解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诉讼替代程序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有初步探索,而现行法律对于刑事和解程序尚无明确规定,导致各地方在实施过程中标准不一、形式各异。为保证我国法制的严肃和统一,必须立足于我国法律传统和法律制度的基础,吸收国际刑事和解的理论与经验,从程序规范的角度对刑事和解进行分析,进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机制。     

“宽严相济”与“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

目前,我国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而西方国家实行"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这两种刑事政策的产生都是由于面临高涨的犯罪现象.不同于西方已经实现了轻缓化的刑罚结构,我国的刑罚基本上处于"公正刑"阶段,已没有加重的余地.面对高涨的犯罪现象,我国应实行"稳中趋宽"的刑事政策.     

犯罪行为过程与侦查措施手段

犯罪不是瞬间的举动 ,而是由多个行为阶段所组成的一个系列活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犯罪人不断地向外散发着犯罪信息 ,而这些信息都是案件侦查线索的来源。侦查工作就是要根据不同行为阶段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手段去搜集犯罪信息 ,获取侦查线索。     

论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

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救济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它的适用范围大大扩展,这在刑事审前程序中表现得最为明朗。依据司法审查制度,必须由法院对刑事追诉机关的活动加以审查,对公民实施的各项强制措施,只有通过法院的审查认定其合法正当之后才能做出。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严重缺失,亟需通过改革加以确立。     

重构侦查价值--在刑事司法制度领域中探讨

侦查价值是侦查理论与实务界讨论较多的问题,由于诉讼价值与侦查本身价值观的不同而引发了许多争论。但目前的侦查价值研究不仅尚未形成体系,也未跳出就事论事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因此,有必要在刑事司法领域之下探讨侦查价值问题,提出刑事司法领域中侦查的具体价值,讨论实现这些价值的具体方法,以达到使其发挥最大功能的目的。     

略论刑法微课的设计与应用

在“互联网+”时代,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的优势日益凸显。微课以微型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作为一种情景化、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微型在线视频网络课程已成为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标配”。目前,刑法教学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阶段,教学方式单一,教与学的效率都不尽人意。微课具有学习方便、知识点集中、短时长、可视化等特点,对于克服当下刑法教学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刑法微课实效的充分发挥源于对微课的正确认识、科学设计及合理应用。     

刑事责任的若干问题

由于认识的不同，理论界对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中应占有的地位看法不一，在各种观点中，罪、责、刑平行说比较符合我国现行刑法的实际。在刑事责任的阶段划分上，一般认为刑事责任产生于犯罪行为实施之时，经过侦查、起诉、审判得到确认和实现。关于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以指国家强制犯罪人实际承担的刑事制裁措施的见解为妥。     

论中英两国刑事证人证言可采性标准及检测方法

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一直是各国主要关注的问题 ,而证言运用的核心又在于证言的可采性问题。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角度 ,对中英两国刑事证人证言可采性标准及检测方法作了具体分析 ,认为中英两国刑事证明标准的不同 ,决定了两国证人证言可采性标准的差异 ,从而导致检测这一标准的方法也各异 ,并认为英国现行的刑事证明标准及由此决定的证言可采性标准有可资借鉴之处     

刑法“事先法”之理念导读

刑法不是保障法,刑法具有鲜明的＂事先法＂特征。从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看,刑事立法的事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刑法不是保障法。刑法保障法存在语义误读之嫌,刑法的正义价值要求刑法与其他部门各司其责、平起平坐。我国的犯罪概念的立法模式是＂定性＋定量＂,定性和定量分别表明了刑法的＂事先性＂与＂克制性＂。刑法的边界是＂人类行动的自觉结果＂,在原初意义上具有＂事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