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闲置宅基地退出中政府责任的法律规制

政府引导农民规范有序退出农村宅基地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也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更是政府民本价值的体现。实践中,农村宅基地退出中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低、补偿标准不合理和农民配套权益保障不力。强化农村宅基地退出政府责任,不仅应建构农村宅基地退出的法律制度体系,而且要保障退出农村宅基地农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不仅应加强退出农村宅基地农民社会保障,而且应建立健全农村宅基地退出的政府问责机制。     

农民工权益诉求的回溯与政府治理的纠错困境

依据个体劳动能力周期可以将农民工群体区分为成长型农民工、稳定型农民工和退出型农民工。退出型农民工由于个体的劳动能力周期与宏观的线性进化逻辑不同步,出现了社会理性向生存理性的回归,基于当前规范化、高标准的劳动政策要求企业资方对过往的"权益受损"或"权益忽视"进行历史回溯和价格补偿,在此过程中,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卷入,从而引发治理过程中的"纠错困境"。因此,要化解因权益回溯导致的政府"纠错困境",需要推动绩效型国家主义向法制型国家主义的转型、实现集体赋权向全员股权制度的转变和积极发展社会经济,最终实现农民工的国家公民身份、市场劳动身份和社区成员身份的契合。     

市场化与政府职能的联动变革——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部署的政治保障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部署,将会进一步释放资本的力量,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历史上看,经济市场化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有效联动,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显著标志。新一轮的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之间联动改革的关键,就是在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的基础上,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职能定位要强调退出,以及退出后对市场主体的监督和惩戒;在社会领域的职能定位要强调进入,以及进入过程中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和培育,从而实现以国家治理的方式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要更多考虑调结构促转型

政府在支持和扶助企业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压缩乃至取消不符合公共财政方向的开支，要减少直至退出对竞争性领域的政府性资金的供给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退出机制研究

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成为新常态的背景下,构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退出机制是促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分析了退出条件与程序、惩戒与救济的具体内容,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退出机制的目标要求。     

纵向府际互动与企业空间动态——以Z省Y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为例

近年来，相关研究高度重视行政力量对企业空间动态的影响，但是往往停留于单一层级或笼统的行政力量，忽视中国特色行政体制中非常重要的纵向府际关系所产生的作用。本文把纵向府际关系分解为由上至下的指令贯穿执行和由下至上的能力表现反馈两个互动过程，借助Z省Y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其对企业空间动态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和省市约束性政策由上至下传导至基层会引发企业空间退出，而企业退出给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压力，由此推动基层政府制定政策推动企业空间进入。研究结论对中央或地方上级政府制定更为包容性的政策具有启发价值。     

“垂直管理”就万事大吉了吗

时至今日,在我国政府现行的管理体制中,从较早的海关、税务、工商,再到质监、国土等一些重要的行政执法部门,都已经从地方政府序列退出,改为中央或省以下垂直管理。而日前有报道说,审计、环保等部门也在酝酿“垂直”,总的来说,政府垂直管理有不断加强的趋势。(11月14日《瞭望》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期望与回归——对甘肃省村民自治中权力社会化问题的思考

政治权力社会化就是政治权力在某些领域一定程度上退出社会,收缩政府干预的范围,将一部分职能交由社会承担的过程。它既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趋势也是当代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取向。我国村民自治是在人民公社体制废除过程中形成的,它是国家下放权力,在家庭承包制给予农民经济自主权     

土地一级市场开发与政府管理的公共性

政府退出土地一级开发,既是削减权力、加大监督、遏制腐败需要,也是转变政府职能、避免暴力拆迁的需要。土地一级开发市场化是大趋势,但市场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退出。土地的开发是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并非一个纯粹的私人品市场。由于土地综合属性中的"公共性"一面,政府不可能完全退出土地一级开发。     

政府监管改革应防止形成新的腐败土壤

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政府机构改革重在加强监管,使政府从市场的具体管理中退出,更多的是实现其在经济领域中的监管作用。但政府监管易导致政府俘虏,成为腐败产生的新土壤。必须充分认识到政府监管的两面性,防微杜渐,及时纠正在政府监管中出现的不良倾向,减少寻租和腐败发生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