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绅研究述评——基于国内外主要著作的考察

乡绅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结构中的真正主导者,这一社会阶层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发挥着重要的调节器作用,并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内外学界长期致力于乡绅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学者们不同时段研究的侧重点入手,探求其研究特点、不足和趋势,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乡绅研究的发展。     

养生热幕后链条剖析——“风潮”是如何形成的

<正>典型案例当前各种风潮扫描国学热近几年来,许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的学者,都呼吁、提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要忘本。于是这些学者就进而以不同方式进行了不同影响的宣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重学中国传统文化的激     

“会通精神”: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读张岂之教授《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色鲜明,几千年来日新月异,波及广袤。对于其为何会源远流长、经久不衰,诸多学者都进行过探究。张岂之教授在其新著《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中,将会通视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并对会通的本意、会通的精髓、会通的作用、会通的实现,以及会通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详实的论述,进而以会通精神作为出发点,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诸阶段。该研究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     

中国传统法的忆与思——评林咏荣《中国法制史》

林咏荣先生所著《中国法制史》采用了广义法制说。他认为,中国法制史不仅在于记述中国过去的法律及由法律所形成的制度,而且要通过考察其沿革,分析其得失及其因果关系,以古为镜,以古明今。《中国法制史》包含了三方面内容,即法制史的分期、传统法的效力渊源、传统法的组成部分等。林咏荣先生倡导研究法制史要注意三种方法,一要关注史实以及史论的正确性,二是研究中国法制史要强调整体性,三要注重探讨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可能性功效。林咏荣先生的《中国法制史》是台湾法制史学者的重要论著,其结构、内容、立场及研究方法等方面都表现了我国台湾学者在中国法制史研究上的阶段性特征。     

我国旅游人类学研究现状分析——以近十年核心期刊论文为样本

国内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创新性不足。但近年来,众多学者运用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国内的旅游现象进行了深刻的诠释,在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与现代西方旅游人类学结合起来,重塑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哲学根基,是旅游人类学发展的根本。     

秩序之外的秩序——乔健的底边阶级与底边社会的思想探析

乔健提出的“底边阶级”与“底边社会”理论是中国学界讨论边缘群体研究的先声,并影响了一批学者展开相关的经验性研究。这个理论因未曾被系统性的集中阐释,其他学者所做的个案研究也未把这套理论作系统性的总结,因此,其所受到的关注与讨论不多。论文通过对“底边阶级”概念进行整体性的脉络梳理与分析,不仅展现乔健如何通过十三年的时间,不断地修正、完备此概念的思考过程。同时也认为,乔健从下而上考察传统中国文化流动的研究视角,补充过去研究只以由上而下来看中国社会文化流向的不足,对现今人类学与汉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近现代川籍学者翻译思想及成果综述

近现代川籍学者的翻译思想及研究成果为巴蜀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衍续和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首先从不同的中国和世界政治历史背景、四川独特的地域经济文化环境等多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近现代川籍学者,对近现代川籍学者如李劼人、周太玄、陈炜谟、贺麟、罗念生、郭沫若,军事翻译家刘伯承等学者的翻译思想及成果进行分析研究,继而解构近现代川籍学者的翻译学思想及成果与巴蜀文化环境的关系和对巴蜀地区与中国经济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     

当代中国行政文化与行政改革的相关性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及中国行政改革进行了大量研究,对当代中国行政文化进行的研究较少,部分学者对当代中国行政文化的定义、分类和发展趋向等进行了研究,极少有学者关注过＂当代中国行政文化与行政改革的相关性＂这一问题。实际上,当代中国的行政改革对中国行政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行政改革开展了30余年的今天,对中国行政改革方向和具体措施影响力最大的行政文化是集权型和分权型行政文化,这两种行政文化在行政改革进程中相互博弈——主要发生于中国政界和学界内四类持不同行政文化观的群体之中,这种博弈将促使中国的行政改革和行政文化朝着在＂适度分权＂和＂适度集权＂之间＂摆动＂的方向发展。     

日本宋明学与中国宋明学比较

<正> 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的宋明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渐趋多元化,中日学者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最近,我同中国著名的宋明学研究者张立文先生进行了学术探讨和交流。我深深地感到,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重要环节,成了中国今日的主要课题。由于开放政策,崇洋和拜金主义思潮抬头,许多青年人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我想起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表现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意识。在日本,汉学总是保持了日本人的传统思想和     

粤台港澳学者聚会花城

去年金秋的广州,秋风送爽、菊花盛放,粤台港澳四地的专家、学者聚会在有“花城”美誉的广州,出席1995年“粤台港澳文化交流研讨会”。这个研讨会为期四天,其主要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现代工业文明与道德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接轨”等。 广州市对这次研讨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市委书记高祀仁、市长黎子流等出席了开幕式;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也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增进了四地学者的交流,密切了四地文化与经济的交     

作为知识和学问的中国传统美学

作为“知识”的中国传统美学,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但是,在当今时代,从传统遭遇现代、中国(东方)遭遇西方(全球化)、精神(人文)遭遇物质(科技)3个方面来看,其现实处境不容乐观。而作为“学问”的中国传统美学,因为审美观念转变和治学方法改变,给研究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从而要求学者增强自身文学艺术修养并潜心于学术积累。     

法国学者卡蒂埃研究湖北农业与人口问题

<正> 卡蒂埃先生五十年代末曾在中国北京大学留学。其后又以交流学者或旅游者身份多次来华。1985年曾访问过湖北的武汉及江汉平原地区。卡蒂埃先生目前主要从事中国人口与农业发展关系问题的研究。他背弃大多数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人口与农业发展问题把中国沿海省区作为重点或代表的传统作法,而从中国内陆广大地区(其中又以湖北、陕西两省为重点)数百年间人口的增长与变迁中探寻中国人口与农业发展关系的规律。卡蒂埃先生此次来湖北访问,目的是就我国、特别是湖北省的人口增长     

新知识 新信息

关于社会现代化的几个问题最近在西安召开的首届中美社会学研讨会上,中美学者研讨了与社会现代化相关的五个问题: 一是科技革命与社会现代化。有的学者认为,近代科技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近代科技革命,冲击了中国封建社会重“义理”而轻“方技”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传统,引起了封建教育制度的革命,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化和文明。     

另类视角解读古代中国

《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是美国学者狄宇宙的一部汉学研究力作，此书的出版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许多学者都曾经给予过高度的评价。     

云南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展望（节选）

中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科近一个世纪以来可谓历经磨难,“生于动荡,立于国难,少壮挫折,中年复兴”是其发展历程的形象概括。尽管如此,中国大陆与海外民族学与人类学学者关于云南的研究亦可算得上是硕果累累,为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留下了十分丰富与宝贵的学术遗产。     

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与发展问题研究述评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国外学者较为客观地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风气正逐步形成,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研究的科学性与时代性也逐步增强,并取得了诸多的研究成果。当前,及时把握和评析国外学者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研究的现状,关注和梳理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将有助于拓宽理论研究视野,增进不同思维语境下的对话与交流,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发展,搭建起了又一个广阔的研究平台。     

梁启超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三位美国中国学专家眼中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久负盛名的思想家、宣传家,其学识渊博,思维活跃,学贯中西,著述宏富。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被时人惊呼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变革时代,期间各种思想,新的、旧的、中国的、西方的,不断地相互激荡、磨砺;处于这样一个思潮迭起、新知不断涌现的时代,梁启超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是海内外许多研究梁启超的学者所深深关注的问题。     

表象繁荣中潜隐的困境——论当下学者散文写作

对2 0世纪90年代初为开端延续至今的学者散文写作热潮,批评界总的来看是一片叫好声,如有评论家认为:“学者随笔是90年代散文地平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促进了散文的本体回归,使五四一代文化巨人开创的散文传统得以薪火相传,引领中国散文创作从马鞍形凹槽中走了出来,90年代散文创作的繁荣,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是包括中青年学者为其主力军的学者散文随笔的繁荣。”①著名散文评论家楼肇明先生甚至把学者散文视为“世纪末中国散文成就的代表”。②的确,世纪之交的学者散文创作队伍拥有季羡林、张中行、金克木等“老生代”名宿,出现了余秋雨、…     

本土资源局限性与当代中国的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不仅是法学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也关系到中国法制现代化和法治社会构建。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法治模式应该采用的方法不是法律移植而是充分利用本土资源进行"制度演化",但本土资源论有其局限性,而且,当代中国的法律移植与中国的本土资源(包括传统文化),并没有尖锐对立的矛盾,因此是可行的。     

现代“仁者”之可能

正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不少学者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文化身份,如有人声称自己是新儒家,还有人声称自己是新道家或新墨家;当然,也有人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但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前者虽然属于文化认同,即突出自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人,却直接定位于不同的学派;后者与其说是文化认同,不如说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或政治倾向。当然,因为都是学者,所以其定位都与自己的学术传承或学术背景有关。问题是,撇开术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