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笔记看宋代经学之发展

宋代笔记中有不少论述经学的内容，为今日的经学研究所忽视。经学著作形式分为经注、专论、笔记三种。笔记作为经学的三种著述方式之一，是古人阐述经学见解的重要载体。宋人笔记具有形式多样、不拘体式的特点，为宋代知识分子所广泛采用。宋代笔记中的经学内容可分为经文校勘、经文训诂、经义发挥、经学研究四类，反映出宋人经学研究方法的日趋完善。这些方法到了清代，被清代的学术笔记所继承，为清代的经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论东汉的论体文创作

东汉的论体文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后汉书.文苑列传》详细列出了二十七位作家的作品体裁和篇数,其中大多数作家都创作有论体文,并以擅长著＂论＂见称。东汉论体文的繁荣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体文的地位明显提高,作家队伍和作品数量都远超过前代;二是论体文的题材非常丰富,有讥讽世俗的讽论,有指切时要的政论,也有探究经学的文论。东汉论体文以其独特的成就在西汉论体文和魏晋论体文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论中国新诗的节奏体式

中国新诗的形式建设中,格律诗体与自由诗体两种体式之争持续不断。事实上,中国新诗形式的核心问题是节奏,诗歌体式亦是根据节奏"相体裁衣"而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诗的形式就是以节奏为本的节奏体式。中国新诗在节奏体式的探求上,出现了主张走格律体之路、走自由体之路和先走格律体之路后转向自由体以及先走自由体之路后转向格律体等错综复杂的情况,究其原因是节奏体式的营构要和内在情绪的节奏相应合。     

新知识·新信息

两种取向的教学论与有效教学皮连生、吴红耘撰文指出,教学论可分为哲学取向与科学取向两个范畴,它们各有长处和短处。哲学取向教学论的优势在于:第一,它能对教育实践提供一般的原则性指导;第二,其中的许多论述反映了教育与教学规律;第三,能及时反映社会需要。同时,这类理论也存在着局限     

《说文解字》研究史简述

许慎的《说文解字》成书不久,就引起当世学者的重视:郑玄注《周礼》、《仪礼》曾援引《说文》以解词义;应劭注《风俗通义》,晋灼注《汉书》也都称引其书;但是,对《说文》的研究则较晚些。一般说来,在清以前,对《说文》研究比较有影响的是唐代宗时的李阳冰和宋太宗时的徐铉、徐锴。李阳冰根据己意改动《说文》的解说     

民间上书与汉代政治

两汉时期,民间上书蔚然成为一时风尚,大致可分为求官与诉冤两种情形。这种风气是在战国游士之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汉代开明政治与特殊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中华帝国在蒸蒸日上过程中的风采展示。民间上书制度既是中央政府选拔人才、获取社会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还是对常规司法程序的一个补充,对汉代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代广西侨乡建筑活化策略研究

近代广西侨乡建筑的形成具有自身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成因,主要表现在社会关系变迁、经济结构变化、中外文化碰撞等方面,由此形成外廊式建筑和演进式乡土民居的建筑类型,这些建筑承载着广西侨乡特殊的历史与文化,广西侨乡建筑的文化价值不言而喻。在“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下,结合广西侨乡建筑特点,提出按“点—线—面”的分类原则,分为点状分布的单体建筑、线状分布的文化遗产、面状分布的族群聚落,可依循重塑文化精神、构建文化廊道、“产、地、景、文”一体化等对应途径加以保护与活化。     

从依附到独立——论文学批评文体的现代转型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体式,是依附于批评对象或者文学文体而存在的,具有依附性特征。随着现代文学创作的发展,西方文学批评观念的引入,文学批评对象、文学批评观念、文学批评方法等发生开始变化,现代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开始自觉,文学批评极力从创作甚至社会评论中脱离出来,由传统的以感悟式为主的批评,向理论化、明晰化、系统化的批评转变,文学批评文体不再依附于其他文体或批评对象,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立品格的批评体式,独立体式的论著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流样式。     

语义组合研究域下的句法构式意义构建与识解——以“手＋N”构式中“手”字句法为实例考察

“手＋N”构式是“N1＋N2”构式的下位构式之一。它可以分为“手（外）＋N（外）”构式和“手（内）＋N（外）”构式两种类型。“手”在这两种构式中的意义构建与识解有一定的区别。从意义构建上看,“手（外）＋N（外）”构式的意义类型具有关系型和合成型;“手（内）＋N（外）”构式的意义类型有关系型、特征映射型和合成型。从识解方式上看,“手（外）＋N（外）”构式中“手”的识解,可以是表征识解,可以是隐喻识解,也可以是转喻识解;“手（内）＋N（外）”构式中“手”的识解都是表征型识解。     

论隐士的四大文化原型

隐士虽然是我国古代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对我国的政治、文化以及文人们的精神心理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也受到历代统治者的褒扬或者重视。文章把我国古代的隐士分为四大文化原型,即：儒家手段式的待时之隐、道家目的式的适性之隐、佛家超脱红尘的方外之隐以及墨家兴利除害的侠士之隐。     

文化的本质：“以文化人”

“文化”一词，最初是由两个字组成：“文”有文字、文章、礼乐制度、鼓乐、曲调等意思。化作“变化”解，人受教而变化为“化”，故本义作“教行”解（见《说文解字注》）。凡以道业诲人为教，人能接受此道业而变易其气质以远过迁善，即足以证明善教得行；人接受教诲则在各方面必起若干变革，此变革谓之“化”。所以文化二字合用，是“文治教化”的意思，即以文字、文章、礼乐等文艺形式变化人之气质，     

“国情不可与客卿谋”——李大钊《国情》一文发表始末及其国情观

李大钊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始于《国情》一文对古德諾"中国特殊国情论"的分析和评论。作为袁世凯以重金聘请的"中华民国政府宪法顾问",古德諾以"中国特殊国情论"为袁世凯复辟专制帝制制造舆论,引起李大钊在《国情》一文中对其的批评。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李大钊在革命实践活动和对中国现实社会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国情观。     

论侦讯用谋方式

侦讯对策具有谋略、用谋方式、讯问手段、对话技巧、气氛调节等五大构成要素.侦讯谋略可分为虚实、时机、造势三大类型.侦讯用谋方式包含起点、方向、步骤、突破点和突破口等要素.侦讯用谋方式的步骤类型可分为纵横耕耘式、自由交谈式,直接攻突式、迂回包抄式,循序渐进式、四面出击式等三类六个.侦讯用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只是一类谋略一种方式,往往有几个谋略的交叉使用和多种用谋方式的组合运用.     

论冯塔纳小说《艾菲·布里斯特》的对话叙事艺术

《艾菲·布里斯特》是十九世纪德国作家台奥多尔?冯塔纳同类作品中艺术形式最完美、写作风格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在文本中,作者成功运用了聚焦式对话、隐喻式对话和书信式对话等三种对话叙事形式,生动、具体地塑造出可感性强的人物形象,并为故事情节的导引和铺排提供了有利的叙事基础。     

评中魂西体的文化重构论

在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对于如何重构中国文化,建设现代新型文化体系,可谓众说纷纭。其中,有一种企图超越种种关于中国文化出路主张的论点,即所谓“中魂西体”论。这个“中魂西体”论,迄今并未引起人们注意,在各种各样的文化讨论综述文章和有关论争文章中,没有它的踪影。但是,这个观点是别具一格、自成一说的。因此,我们应当进行必要的评析,以便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一个多维研究视野。     

从方孝孺的《深虑论》谈起

<正>明朝方孝孺有两篇文章收入《古文观止》,一篇是《深虑论》,一篇是《豫让论》。《四库全书总目》称,方孝孺的文章"纵横豪迈,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东坡即北宋苏轼,龙川即南宋陈亮)。"文以人重",世人尊崇方孝孺的气节,也推重其文章。方孝孺的《深虑论》,所以能作为古文范本供人们阅读、欣赏和研究,不但是因为文辞优美,而且还因     

“归纳问题”——康德先验认识论之源

休谟“ 归纳 问 题”的 实质 就 是否 定通 过归 纳 推理 可以 得 到普 遍性 、必 然 性的 知识 。康德 把“ 归纳 问题 ”作 为出 发 点 ,通 过 对“ 归 纳 问题 ”的 认 识 论 考察 ,发现 既 然 经 验 不 能 保 证 我 们 得 到 普 遍 必 然 性 ,那 么 只 好 到 理 性中去 寻 找;又通 过对“ 归 纳问 题”的 本体 论 考察 ,发 现作 为 归 纳推 论 的 本 体论 基 础 的 因果 关 系 乃 是人 的 理 性 输入给自 然 界的 。于 是 他以 特有 方 式解 决了“ 归 纳问 题”,从而 建立 起 了其 先验 认 识论 体系 。     

物体边缘痕迹检验技术研究

在案件现场众多特殊痕迹中,物体边缘痕迹是其中一种,它是由灰尘、水渍等物质在空间换位后形成的痕迹,此类痕迹没有严格的造痕体、承痕体之分。最为常见的边缘痕迹是由灰尘和水渍形成的。通过观察和分析灰尘和水渍形成的边缘痕迹,可分析留痕物体的基本形状,进而根据留痕特征进行同一认定。在检验过程中需要注意环境、留痕物质等对痕迹特征的影响。     

新刑事诉讼法视角下“施谋侦查”证据转化模式研究

施谋侦查是一种具有策略性、秘密性的特殊侦查行为,有狭义立法型与侦查习惯型两种立法样态,具有立法模糊性、实践普适性、相对合法性与灵活多样性的特征。施谋侦查所获信息可分为适格证据类、准证据类与非证据类三种,其证据转化具有理论与实践中的必要性。新刑事诉讼法中施谋侦查证据转化具有理念上的冲突、规则上的冲突及理论上的缺陷。合理的施谋侦查证据转化形式分为多元转化式、侦查主体作证式与相对人参与式三种。     

以“人”为本的风格论——《文心雕龙·体性》篇探析

刘勰的《文心雕龙》堪称我国最具系统、最为成熟的文学风格论创作。其中《体性》篇更是风格的专论。本文详细分析《体性》篇风格论的特色，指出其以“人”为本的基调，并进一步分析此种论述所表征的“人”的形象及其出现之时代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