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打”决策科学化

从十几年“严打”斗争的实践来看,“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是符合当前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的,但是贯彻“严打”方针的“严打”决策科学化程度不高,认识简单化,方案模式化,目标单一化,影响了“严打” 斗争的效益。因此,提高“严打” 决策科学化水平,是继续贯彻“严打”方针,开展“严打”斗争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科学的“严打”决策在战略思路上,要准确理解“严打”方针的完整含义;要有利于形成统一指挥、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快速反应的“严打”格局;要有利于建立以打击为主,以打促建、以打促防的“严打”机制。在具体要求上,要按照科学决策规律、科学决策程序来制定“严打”决策方案,注意战略方针指导下的变通决策、战役布局内的自主决策和战术范围内的随机决策。     

建立健全贯彻严打方针经常性工作机制

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要在指导思想上正确理解、把握和发展严打方针 ,在组织体系上构建全方位覆盖的严打整治斗争网络系统 ,在运作方式上将严打整治斗争纳入日常性治安工作范畴 ,在保障机制上建立健全与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水平相适应的严打整治斗争保障体系 ,在衡量标准上注重严打整治斗争绩效评估取向的科学性和导向性。     

充分认识严打方针的历史作用努力构建落实严打方针的长效机制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严打方针,必须健全和完善严打长效机制。严打长效机制是政法机关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而建立的一套能够依法有效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能够长期发挥作用的、相对稳定的工作系统。建立严打长效机制须遵循法制原则、人权原则、科学原则和效率原则,并确立“打击犯罪是公安主业”的理念,确立“公正与效率兼容”的价值取向,确立“实现多赢效果”的评价标准。构建严打长效机制应坚决打击突出犯罪活动,切实提高严打斗争的质量和实效;加强打击犯罪工作的专业化建设;积极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加强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加强公安信息化建设和公安科技建设;建立科学的严打考核机制。     

浅谈“严打”方针

对“严打”方针的提出进了回顾,对“严打”方针的一些错误认识进行了剖析,对坚持“严打”方针及“严打”工作中应当改进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新时期"严打"的决策、组织与实施

在新的形势下,必须要强调"严打".决策的科学性,应建立对社会治安形势的科学评价机制;经常性打击与集中统一行动相结合;科学预警,超前应对"苗头性"犯罪;通过"严打"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在"严打"的组织与实施中,应坚持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执法机关密切配合,形成打击合力;严格执法,保证办案质量;层层落实责任制,确保"严打"目标的实现;加强宣传报道;将队伍建设与"严打"有机结合.     

创新发展严打思想 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创新发展严打思想,创造性地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必须深化对严打的认识,改进严打方式,增强严打斗争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要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方针,大力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论优化严打策略

针对严打后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严打中存在的误区,我们对严打的态度应更趋成熟、理性.要根据时代发展和形势变化对公安机关提出的新要求,不断丰富和深化严打思想,以建设性的态度对严打予以恰当的定位.也就是要把严打方针落实到日常工作的每个环节,强化日常性的打击整治,形成严密、高效、持久的严打机制.目前大规模、集中式、运动性的严打要向小规模、日常式、长期性的严打转变,以解决打击的有效性和延续性问题.具体要做到"五个坚持",即坚持严厉性和严密性,坚持主动性和前瞻性,坚持及时性和时效性,坚持针对性和准确性,坚持效益性和价值性,并进一步落实各项严打保障.     

严打方针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辨析

严打即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是1983年党中央根据当时我国社会治安严峻形势,为及时扭转治安非正常状况而提出的针对各类刑事犯罪活动予以坚决打击惩处的一项工作方针。严打方针是历史的必然、法治的要求,是我国社会治安处于非正常状况的特定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为维护我国特定时期社会治安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刑事司法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宜再片面强调和运用严打方针,以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取代,更有利于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更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之意。     

转变作风 夯实基础 确保严打整治斗争取得实效

文章重点就转变作风,夯实基础,确保下一步严打整治斗争取得实效提出了“五个坚持”。即: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切实转变作风,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把严打整治斗争推向深入;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切实增强严打整治斗争的针对性;坚持打防结合方针,夯实基层基础工作,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党委、政府领导,争取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宣传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创造严打整治斗争的社会氛围;坚持严打整治和队伍建设两手抓、两手硬,努力实现公安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的目标。     

关于社会治安防范工作的思考

社会治安防范是严打整治的重要基础,只有抓好社会治安防范才能巩固严打斗争的成果,二者相互补充,不可代替。社会治安防范要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方针,要切实加强社会治安防范工作的组织领导。     

"原则"与"数量"

“原则”与“数量”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汇。“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数量”,则是指通过计量单位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多少。然     

“祛魅”与“异化”之比较——格里芬与马克思的对话与分歧

格里芬借用的概念—“祛魅”和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引入的“异化”概念都蕴含了一个相近的思想批判主客体的分离。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肩负的使命和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又反映出二者思想上的巨大分歧。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代西方哲学，正确评价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     

“开放的心灵”与“怀疑的精神”——试论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特色

鲁迅是现代中国迄今无人超越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后来走上了“一条中国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终于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而在于他为中华民族贡献了别人无法贡献的、他个人独有的东西;而这种贡献是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单位化"动员到"市场化组织"调控--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转换

市场化在农村的推进全面地改变了过去计划体制下农村的传统块状结构组织和整体性社会结构.与此同时,过去"生产队"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失去了原有的效果.因而要从思维认识上转变到农民现代化的核心主题上,改过去"单位化"动员为"市场化"组织调控,才能使新形势下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有效的功能.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文章阐述了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两个论断共同的历史观基础和历史经验基础 ,及其在内容上的内在一致性。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反映了两代领导集体之间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反映了本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历程中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胜利发展的历史轨迹。     

从"认识论"向"本体论"回归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创立后又一次将实践问题提上了哲学的议事日程。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人们已经看到,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几乎所有现存的一切,都成了实践的对象。实践的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问题,而且是本体论问题。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出实践问题并成功地指导了一个多世纪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后,正在回归到实践本体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召唤着我们必须重视《实践论》的再研究和再评论。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引…     

从“稳定”到“公正与效率”——1990年-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主题变迁的经济原因考析

在1990-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我国法院工作主题经历了由“稳定”到“公正与效率”的变化。分析引起我国法院工作主题变化的经济原因,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走向。     

再谈“虚拟”与“侦查”

“侦查虚拟化”、“虚拟侦查”是伴随智能犯罪高发、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侦查而来的新名词．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引发了作者的思考：究竞何谓虚拟化？虚拟化这个概念在侦查中的应用是否得当？是否会带来新的问题？从“虚拟”一词的本源词义入手，对当前学界中的“侦查虚拟化”等观点进行详细解读．有助于揭去“虚拟化”的神秘面纱。     

从“三个特色”到“三个代表”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的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一、“三个特色”的来龙去脉“三个代表”的提出，是江泽民同志深思熟虑的思想结晶，是他长期以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从“三个代表”重要的思想渊源观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是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后提出的“三个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