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中国产权制度变迁的影响

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FD I技术外溢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的研究不胜枚举,但对制度变迁效应则很少问津。产权是制度的基础,产权结构的无效率必然导致制度结构的无效率,因此一国制度建设的核心是对产权的明确界定和切实保护,相应地,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产权结构的创新。明晰产权,调整不合理的产权结构,是推进改革和制度变迁进程的重要前提和有效力量。FD I对我国产权制度变迁有多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FD I促进了我国产权交易的进行;FD I的进入提高了产权结构的效率。FD I主要通过竞争机制、外资并购、改变国企改革的条件、外资优惠政策4个方面影响了我国产权制度的变迁。     

美国新政权与六方会谈前景探析

美国大选,执政八年的共和党政府结束了其历史使命,民主党奥巴马新政府建立.根据其上台前后的言行来看,美国奥巴马新政权的基本政策主要在于重振经济、结束伊战以及坚持反恐.在外交政策上,美国新政权将改变其前任布什政府初期的单边主义武力政策,更多地采取多边或双边的协调与合作政策.在朝鲜核问题以及六方会谈机制方面,虽然美国和朝鲜同为当事国,以及中国在其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国仍然握有相当的主动权.美国新政权的基本政策同样会延续布什政府后期利用六方会谈框架与朝鲜接触和谈判的政策,甚至会采取一些更积极的政策,因为奥巴马政权要解决其面临的内外难题,需要其盟国的协助,也需要中国等国家的协助,对朝鲜这样的国家也希望能够在国际压力下促使其和平地放弃核开发.当然,半岛无核化及防止核扩散仍然是美国的根本利益,要求朝鲜放弃核开发的目标不会有丝毫的改变,甚至从原则上来说美国新政权仍然没有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此外,美国新政权或者还仍然存在同中国和朝鲜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但是,除非发生预料不到的突发事件,美国在朝核问题上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极小,在意识形态上的某些不同也不会影响奥巴马政权务实灵活的现实主义政策.总之,美国新政权的基本政策有利于朝核问题的缓和,同样也有利于六方会谈持续发挥作用.虽然美国新政权有可能同朝鲜之间有更多的双边直接接触和谈判,但是不可能脱离六方会谈的框架,即或者两国的双边谈判在六方会谈框架范围内加以实现,或者彼此都需要六方会谈框架作为自己外交回旋的余地.作为美国新政权,虽然为了能够使朝核问题有所突破而有可能更加重视双边谈判,但考虑到同中俄的战略性关系以及同其盟国日韩的伙伴关系,也不可能弃六方会谈框架而不顾.     

产权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匈牙利与俄罗斯比较研究

产权制度变迁是促进经济增长还是阻碍经济增长取决于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式。而选择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变迁方式又取决于是否存在制衡政府的力量及其讨价还价能力的大小。俄罗斯的产权制度变迁在“剧变”之前一直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不存在能够制衡政府的社会力量，也就不能突破“诺思悖论”，最终走上了激进的制度变迁道路。匈牙利的产权制度变迁在转轨之前也是政府作为单一主体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有一个非国有经济孕育、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一过程逐渐改变了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对比，使匈牙利在市场化改革中走在前面，最终采取了渐进的产权制度变迁方式。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使两国表现出迥异的经济绩效。     

产权制度演进的政治经济逻辑：来自俄罗斯破产法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随着20世纪90年代转轨初期大规模私有化过程的结束,俄罗斯主要市场参与者对产权制度的政治偏好发生了重大变化:昨天的国有资产攫取者迅速转变成为今天私有产权最有力的维护者,这为私有产权体系奠定了社会基础。对俄罗斯在1992年、1998年和2002年通过的三部破产法背后的政治经济过程的分析显示:在大规模私有化终结之后即便所有的微观个体都成为私有资产的所有人、即便所有人(包括国家利益的代表)完全认同保护私有产权的抽象目标,他们对于具体的破产制度的需求仍然在多个维度上存在重要差别,相应的政治斗争恰恰是构建市场制度的常态,后苏联俄罗斯语境中的"原始积累终结论"并未终止。     

拉美女总统与性别平等:一条曲折之路

拉丁美洲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表现得相对坚挺,这既与当前结构性不平等问题并存,亦与女性群体通过选举执掌国家政权这一趋势并行。本文通过对米歇尔·巴切莱特、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劳拉·钦奇利亚以及迪尔玛·罗塞夫等几位女性总统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政策的分析,探讨这些政权对其社会民主化的影响,以期关于民主质量的讨论与思考能够更加重视性别问题及性别平等政策。     

当代中国政治安全的现实逻辑和终极价值

在当代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与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国家政权、国家制度的同构性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一体性决定政治安全(政权安全)之根本地位。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维护政权安全作为政治安全的核心问题和首要问题，而政权安全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执政安全的标准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绝对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仅是历史的选择，更来源于为人民谋幸福而集聚起的民心民意，执政安全决定于人民安全，即保障全体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不被侵蚀和破坏。因此，从根本上讲，当代中国政治安全的终极问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政治权利的安全。它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更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福祉休戚相关。     

俄罗斯政党制度及其改革

俄罗斯政党体制历经4个时期的演变,完成了由无序、混乱到有序、稳定的发展过程。然而,与西方国家传统的政党政治相比,俄罗斯的政党制度存在着明显缺陷:其一,政党的发育不足,缺乏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其二,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受到限制。其三,政党与政权相脱节。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议会中首次出现了起主导作用的“政权党”。为进一步巩固“政权党”的地位,实现政党与政权、政党利益与政权利益的真正结合,普京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措施,其核心内容是:政权可以利用行政手段,对威胁政权稳定的政党实行监督;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由几个大党组成的多党政体;在政权力量的作用下,促使“政权党”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但是,普京政党制度改革的结果,一方面固然有利于加强“政权党”的作用与政权对政党的控制,但另一方面也对执政党和现政权的优势地位提出了新的挑战。     

制度变迁与经济转轨--对原苏联和东欧10年经济转轨的思考

本文试图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探讨原苏联和东欧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本文对"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进行评论,认为其理论贡献在于强调了制度在经济转轨中的重要性.本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转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如制度遗产与经济转轨、制度变迁的特点及制度变迁中的最优选择与次优选择等,并指出产权、法治与责任政府是转轨国家取得成功的必要因素.     

现代化语境中的权力重构——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统治,从形式上完成了政权的转移。然而与伊斯兰教有深刻历史联系的奥斯曼帝国传统势力并没有完全丧失经济基础,它在国家政权结构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犹存,因而凯末尔政权的统治根基并不稳固。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表面上是要实现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而其实质在于排斥传统势力的政治参与。凯末尔政权世俗化改革的主观目的在于重新整合国家与社会权力,进而牢固掌握政权,其客观后果则是实现了奥斯曼土耳其由封建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为土耳其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英法美三国选举制度比较

现代国家的政权机关多由选举制度产生, 经过选举方式产生国家政权也日益成为各 政权得到合法性的唯一途径, 选举制度已经同代议制度、政党制度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国家民主政 治制度的三大支柱。通常选举制度都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空前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和人权思想 深入人心的前提下建构起来的;而英、法、美三个国家因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以及民族构成不同, 选 举制度的特点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讲, 一方面英、法、美选举制度建立与完善的总趋势是进步的, 另 一方面, 选举制度的改革又是资产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 迫于广大劳动人民要求进步、平等的压力, 为巩固其统治而采取的手段。     

远东共和国与美国的经济交往

远东共和国是苏俄政府为了解决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问题而建立的临时政权,而它与美国的经济交往则是实现其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远东共和国与美国的经济交往从其建立为始,至它重新归并苏俄为终.通过这种经济关系,苏俄逐步瓦解了外来干涉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而美国也加深了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了解,影响了其在远东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因此,远东共和国与美国的经济交往,是这一时期国际关系史极为重要的内容,对于美国、苏俄、日本、远东共和国这四个国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日本民主党政权应对钓鱼岛事件的异常性问题

日本民主党执政后因内政外交的政绩不佳,支持率一直徘徊不升.所以,对菅直人内阁来说,处理撞船事件既是一大外交难题,也是为摆脱外界的民主党政权外交经验不足印象和巩固政权基础而必然加以利用的机缘.因此,与日本自民党政权相比,民主党政权在处理钓鱼岛事件过程存在着重司法处置轻政治解决和忽视大局视野等外交上的异常性,在其背后则有借外交事件处理,达成调整对外政策方针和巩固政权基础等目标的政治背景.     

转型经济研究中的制度分析范式

从制度层面来看，转型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多样化的制度安排，促使对转型经济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用产权与制度变迁分析代替所有制分析，然而，与产权和制度变迁分析不同的是，所有制分析由于注重交易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注重社会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因而更具科学性。但是混合经济的出现对所有制分析范式提出了挑战，在开放的体系下，融入新的政治经济学是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俄罗斯的大国法治建设:现状、难题及发展趋势

俄罗斯正在积极建设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大国法治,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权力,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重建收入分配制度,统一法治思想.由于俄罗斯的大国特性,无论是在法律制度上,还是在法治思想上,俄罗斯法治建设的难题还很多.当前"梅普组合"权力机制为俄罗斯法治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大国内部治理机制的法治化得到加强,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和制度建设不断扩大,新的理性而积极的法律意识有所增强.但俄罗斯要实现统一有效的大国法治目标并不容易,"梅普组合"政权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革命卫队在伊朗政权中的作用及影响

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伊朗国家的一支特殊武装部队，它与伊朗伊斯兰政权有着特殊的“血缘”关系，是伊朗神权统治的坚强支柱。革命卫队在伊朗政权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增强其军事力量的目的是巩固神权统治，干预政治，渗透经济，争夺外交发言权，监督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革命卫队在政权中作用的扩大给伊朗社会带来了一些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也为解决伊核问题增添了新的变数。     

人的安全保护与民主转型 ——基于阿富汗战争的考察

一些国家在由非民主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往往遭遇各种暴力与冲突。由于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新政府的信誉与合法性因此受到质疑，从而损害了民主转型的前景。阿富汗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特别是2009年的总统大选表明，恶劣的安全状况已经影响到民主的运作和信誉，这体现了一个困扰许多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的困境：没有人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民主；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在一种失序、动荡的过渡期中反复纠缠，民众的不安全与无效的政府成为一对相互催生的恶瘤。西方的武力干预容易推翻一个旧政权却很难塑造一个强有力的新政权，其造成的权力真空加剧了人的安全与民主转型之间的紧张。民主的价值不容否定，但民主应该在一个稳定的安全基础上去构建，无视人的安全去追求民主，可能反过来有损于真正的民主进程。人的安全视角表明：安全在价值序位上是高于民主的，也是民主生成的前提性条件；有一个能够保证人的安全的有效政府，是国家顺利实现民主转型的关键。     

拉铁摩尔边疆理论视域下的慕容政权“边缘农耕社会”

在拉铁摩尔边疆理论框架中,与"边缘游牧社会"相对应,慕容政权在辽西地区建立的农耕—游牧混合社会是典型的"边缘农耕社会",辽西地区也成了慕容政权的"贮存地"。这一结论建立在拉铁摩尔以长城沿线为中心的草原社会与农耕社会边缘地带理论之上,为我们研究慕容政权演进史提供了全新视角。但拉铁摩尔边疆理论中"民族国家"的话语内核与不注重人文因素影响的弊端也凸显了其观察维度的局限性。     

试论拉丁美洲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重建

国家重建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家重建往往成为这些国家现代化顺利推进和实现的关键条件。本文通过对国家重建概念的认识以及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国家重建的三个阶段的分析,探讨了国家重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指出国家政权与制度建设是拉美国家现代化实现过程中至今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俄罗斯政权与寡头关系的演变

寡头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产物,特指那些在俄罗斯私有化的大背景下,通过权钱交易或非法和不正当的手段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拥有庞大资产并对国家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参与国家政治的大资本家。他们的出现与叶利钦时期选择的激进的改革模式密切相关,也因此叶利钦政权与寡头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同生共死的关系。普京时期为了实施强国战略,大力整顿国内秩序,强化国家政权,在政治、经济上加强中央调控的同时,对寡头进行了治理,其根本目标是让寡头远离政治,成为名副其实的大资本家。     

论制度转型中的俄罗斯政党

20世纪 90年代是俄罗斯政党从萌芽、雏形逐渐发展走向稳定的重要时期 ,普京上台后呼吁建立有效的多党制 ,使其成为社会团结的纽带和改革的政治支柱。第三届杜马选举和“政党法”颁布标志着俄政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以“中左右”三党主导、中派强势、极端力量受挤压的多党制格局显现。当前总统制政体、公民社会的成熟性、政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是影响制度转型时期俄政党发展的三大因素。俄罗斯正处于建立相对稳定的多党制的初级阶段 ,政党政治是被纳入“权威民主”制度内的政党政治 ,政党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政权与社会间主要的政治媒介 ,政党在过渡时期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