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日本防范和打击海盗对策研究

近十年日本商船受到海盗威胁比较严重,因此日本高度重视防范和打击海盗问题,建立了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反海盗合作机制,并派军舰参加了在索马里和亚丁湾海域的护航行动。日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对维护海运安全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日本是受《和平宪法》约束的"非正常国家",其热衷打海盗的背后还有着更加深远的战略目的,需要加以警惕。     

试析日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扩张——从“反海盗”到“保卫”两洋海上通道

本文通过研究日本相关法律、政策文件及其实施状况,论证2001年小泉首相倡议缔结亚洲"反海盗"协定以来,日本立足马六甲新加坡海峡和索马里亚丁湾,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反海盗"为契机,构建海上安全合作框架,逐步扩大军事和准军事存在的战略性举措。同时,深入剖析安倍政府宣示"保卫"海上通道的方针政策,解读安倍任首相一年多来极力推进的海上通道战略外交,总结日本加强两洋战略扩张的特点。     

中国—东盟海上航行安全法律合作的对策探讨

本文针对中国—东盟海上航行安全的法律合作,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为基础,阐述海盗罪的界定依据及管辖权机制的选择,根据公约与协定所存在的不足,为中国—东盟海上航行管辖权机制的建立与发展提供参考。中国—东盟海上航行安全的法律合作主要是依据洲际性法律合作机制,构建与完善地区性法律合作机制,全面拓展该机制的适用范围,通过联合护航、协助追捕海盗等方式,对东南亚海域的犯罪行为进行有力打击,确保中国—东盟的航运安全。     

马六甲海峡与南海航道安全

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交通航线之一,其安全的主要问题是海盗的袭击。在反海盗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问题成为确保马六甲海峡安全的关键。美、日、印度三国以反海盗袭击和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在南海海域加强军事合作,其真正目的据说是牵制中国,这无疑增加了南海航道的不安全因素。     

索马里海盗问题与国际社会的应对

索马里海盗是高度专业化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其在西印度洋日益猖獗的抢劫活动严重威胁到国际海运安全.但是,国际反海盗机制缺乏足够的威慑力,对待索马里海盗的基本态度就是绥靖主义,在打击手段上主要依靠季风、船舶自救以及抱薪救火的赎金缴付.巨额赎金产生的"财富效应"助长了全球海盗活动的升级和蔓延,大而失当的陆地解决方案强化了海盗行为的合法性.有鉴于此,国际社会必须拓展在亚丁湾的护航范围,加大军事打击力度以便威慑和阻止海盗们发动袭击,防止索马里海盗泛滥成灾乃至严重影响国际航运业.中国是索马里海盗活动的受害国,护航编队远征亚丁湾攸关国家安全利益,参与国际合作打击索马里海盗有助于提升外交能力、再塑国家形象.     

影响当代东南亚海盗兴衰的变量研究

本文分析了当代东南亚海盗与其猎物和政府的关系、打击海盗的国际合作存在的问题等影响当代东南亚海盗兴衰的变量，揭示当代东南亚海盗发展的规律。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位于国际海上航运的要冲，源源不断的物流为海盗提供了猎物；东南亚海盗猖獗的根源在于腐败的沿岸国执法人员纵容甚至参与海盗活动。9．11事件之后，打击东南亚海盗的行动成为了国际海上反恐的重要内容，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建立打击海盗的国际合作机制和信息共享中心、分担保障国际海上交通要道安全的费用等，增强了沿岸国打击海盗的积极性和执法能力，有效地遏制了东南亚海盗的活动。     

南海地区安全：打击海盗与反恐合作

南海地区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航道之一，其安全正面临着海盗与恐怖分子的威胁。随着国际海事局有关海盗定义的修订，要维护南海地区的安全仅依靠南海周边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特别是马六甲海峡。因此，海峡沿岸国要求海峡使用国共同分摊维护安全的经费负担，并提供有关培训、设备和信息情报等援助。这种情况说明，维护南海地区安全必须由南海周边国家及南海航道使用国共同合作，只有通过密切的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地打击海盗与恐怖主义活动，真正地维护南海地区的安全。     

国际反海盗行动与全球治理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全球治理议程在国际社会兴起.然而,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密切关联,对其性质和目标理解上的偏差,合作架构的困难,也导致既往的全球治理走向碎片化,降低权力结构的作用,忽视国家尤其是大国合作的基础性作用.有效的全球治理仍有赖于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有赖于大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行为体等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国际反海盗行动为全球治理的有效合作提供了例证.     

国际法视野下的南海海盗治理与合作

日益猖獗的南海海盗对南海的航行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危害。国际法对海盗治理形成了一些规范,但这些国际法的规范有的不具法律拘束力,有的规定得过于原则不够具体,有的目前不能适用于南海。而南海自古都是中国的领土,南海的航行安全关乎到中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中国应当在南海发挥更大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在海盗治理问题上,应采取"搁置争议、加强合作"方略。具体应遵从四个步骤:完善国内的刑事立法;积极开展海盗治理、保障南海航行安全的双边合作;推动南海反海盗合作新的多边协议的达成;积极参加国际上打击南海海盗犯罪的联合行动。     

非洲海盗问题与国际反海盗合作

近些年,非洲海盗活动猖獗,不断增多的海盗袭击活动不仅干扰了非洲的和平与发展,而且对全球能源安全与国际贸易构成了严重挑战。为了应对非洲海盗威胁,非洲有关国家、次地区组织等做出了艰苦努力,联合国、国际海事机构及主要大国也采取了多种举措,但是成效并不理想。在反海盗问题上,外部举措和援助必须符合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才是有效选择。     

世界海盗活动状况与国际反海盗机制建设

海盗活动的兴衰,与特定地区或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东南亚海域和北非海域一向是海盗活动的热点地区,2007年以来索马里海域的海盗活动异常猖獗,成为影响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国际社会虽然已经建立起一系列国际反海盗机制,但未能有效遏制海盗活动的蔓延.为了有效打击海盗活动,世界各国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治标与治本并重.     

印度洋新变局与中美印博弈北大核心CSSCISSCI

印度洋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局,中美印在印度洋的博弈互动进一步展开。三国力量格局的变迁与政策理念分歧,有可能激化潜在矛盾,但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反恐、反海盗等共同利益,又增加了三国合作的空间。三国在印度洋既有合作,也有对抗,将呈现"非盟非敌"态势。三国应共同努力,通过大国协调、机制建设与功能性合作等,构建有序竞争的博弈关系。     

印度洋新变局与中美印博弈

印度洋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局,中美印在印度洋的博弈互动进一步展开。三国力量格局的变迁与政策理念分歧,有可能激化潜在矛盾,但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反恐、反海盗等共同利益,又增加了三国合作的空间。三国在印度洋既有合作,也有对抗,将呈现非盟非敌态势。三国应共同努力,通过大国协调、机制建设与功能性合作等,构建有序竞争的博弈关系。     

中国打击海盗的回顾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打击海盗分为“反走私时期”、“反恐怖时期”、“护航时期”，随着海盗问题对中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影响程度的提高，中国加大了打击海盗的力度。中国打击海盗还存在执法机构缺乏协调、海军的远洋投放能力与后勤保障、打击海盗国际合作等问题。     

我写《中国缉毒秘密战》背后的故事

正一有人读了我的作品《黑色马六甲》《死亡之窟》《中国缉毒秘密战》,说我和世界三大公敌干上了。没错,这是我多年创作的一段历程。由于我的作家身份,在完成对国际海盗的研究和跟踪之后,写作海盗与恐怖分子题材作品的早期,20多年前,我悄悄进入云南、广西等边防,参与了武警的缉毒行动。那个时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女刑警》,侧重反映打击女性贩毒吸毒,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缉毒的全貌。近五年,制毒贩毒     

北约海洋战略及其对中国海洋安全的影响

作为最古老的全球公域的海洋，承载着世界的安全与繁荣的重任。确保航海自由、海上贸易航线、海上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能源流向，都涉及北约的安全利益。在海洋安全面临着巨大的诸如海洋环境恶化、海盗肆虐、新兴国家海军快速发展等挑战下, 北约打着保护全球公域的旗号，根据后冷战时代海军执行的几个行动实践，在北约新战略概念指导下，2011年1月通过了“联盟海洋战略”。北约海洋战略赋予其海军承担“集体安全与威慑”、“危机管理”、“合作安全”和“海上安全”的核心使命。在利比亚战争中、在反海盗行动中以及目前的叙利亚危机中，北约海洋战略得到检验，尽管也暴露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如缺乏政治意愿投资海军。偏重于海洋的军事领域、并以军事手段解决海上安全的北约海洋战略，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存在着潜在的负面影响：北约的海军力量可能会遏止中国海军突破第一、第二岛链；可能会介入中国与邻国的海疆纷争；对中国海军保护能源安全也会构成挑战。这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确保海洋安全战略所必须高度重视的。     

试析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进程中安全议题的演变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是一个日本主导下的以促进非洲发展为宗旨的全球性多边机制,与发展相关的安全议题在该大会议程中占据相当比重。从冲突预防、巩固和平等对涉及国内冲突问题的应对,到加强反恐、海上安全、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大会发展进程中的安全议题不断被完善和拓展,由此改变了该机制单纯的发展援助属性。在对安全议题的调整过程中,日本以自身利益诉求为导向,以资金和技术为手段,牢牢控制着主导权,并试图将其作为推进国家外交安全战略的工具。当然,随着非洲整体实力增强以及在大国博弈中战略价值的提升,如果日本无法在本国利益与非洲利益之间取得平衡,这一多边机制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将会被削弱。     

从日本对非洲援助看其软实力外交北大核心

非洲是日本“印太构想”的西翼,在日本安全战略和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近年来,对外援助被日本视为落实“印太构想”的重要手段,服务于日本的经济、政治、安全战略目标。经过多年累积和探索,日本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精耕细作式对非援助方式,注重草根性、人才专业性、国际协调性。在实施路径上,日本积极推动日语、经营理念、“清洁文化”等特色文化的传播,推广日本式认同建构方式,赋权非洲弱势群体,输出社会和经济发展经验。日本对非援助软实力外交虽取得了一定积极效果,但也有局限性,无法掩饰日本对非整体政策中强烈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对冲中国在非影响力的作用也有限。     

日本对大湄公河次区域(GMS)五国援助述评

本文拟从援助目的、机制、特点以及效果等几个方面,就日本对大湄公河次区域(GMS)五国的援助做综合评述。笔者认为,日本对GMS五国援助最大的特点在于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和人力资源的培养。这两个方面的援助不仅能切实解决被援助国面临的问题,而且还能培植亲日人员。正因为如此,尽管日本的援助在受援国得到一定的好评,但也引来诸多批评。此外,对基础设施提供援助的最大收益方往往是日本,因此日本的援助具有功利性。     

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岸田政府将日澳安全关系提升为除日美同盟外最为密切的安全伙伴关系,并以对澳安全合作为首,加紧构建日美同盟之外的次级对外安全合作体系,包括签署日澳《互惠准入协定》,开展更密切且实操性强的安全合作,侧重“印太”经济安全合作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趋势及其需求变化“,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下对“印太战略”的深化,以及通过“准盟友”关系来增强威慑力等是日本这一政策背后的深刻动因,中国则是其主要针对目标。从总体上看,日本对澳安全合作呈现出愈加关注太空、网络等新领域,聚焦东南亚区域,突出塑造“安全规范”等趋势,但发展成正式军事同盟的可能性还不大,其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将密实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促动“四国机制”军事化,为美日澳三国深化“印太战略”的军事合作提供新助力,在海洋问题特别是台海问题上对中国构成新的挑战,并可能加快日本向“军事大国”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