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菲同盟强化及其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作用

美菲同盟是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最为同步的一个同盟,美国视其为该战略的"核心"。美菲同盟的强化,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菲律宾对南海领土图谋之间存在契合。美菲同盟在美国再平衡战略背景下迅速机制化。美菲同盟在美国再平衡战略中扮演着进入东南亚地区多边机制的介入功能,承载着重空间轻基地、少投入多产出的威慑功能,体现着由关注非传统安全向关注传统安全的调整功能。     

美日安全合作:从地区走向全球

美日同盟是美国维持亚太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日双方已然意识到原有的同盟框架难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为此,美日通过制订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化美日同盟,加强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合作。然而,美日安全合作同时也面临着质疑与否定,在美日两国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对美日同盟的争论。未来美日安全合作将如何发展,不仅取决于日本的安全感知,更取决于美国在国内国际新形势下将会采取的战略。由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一以贯之的对日负面认知,使得日本政府和国民对于特朗普的对日政策不抱期待。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并不会撤走驻日美军,更不会让美日同盟解体,同时,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并不反对自由贸易,其反对的是无法贯彻其意志的自由贸易。因此,在特朗普总统任期中,其特有的个性和自信,将会使未来美国的对日政策打上"特式"烙印,这为美日关系的发展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美日同盟可能面临新的危机。     

美日同盟的转型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建构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在冷战中发挥了反苏反共的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美日同盟的调整对东亚安全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作用,有利于防止东亚地区危机的爆发。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东亚安全秩序并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要构建良性的东亚安全秩序,必须把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美国同盟体系和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并重,协调处理东亚安全事务。     

日美强化同盟关系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5年4月最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使日美同盟的合作机制更为明晰,合作空间更为拓展,合作内容更为广泛。经过此次修订,日美同盟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由传统安全合作同盟变为全方位安全合作同盟,由区域性同盟变为全球性同盟,由从属型同盟变为更加平等互助的同盟,由防御性同盟变为更具进攻性的同盟。应对中国崛起已成为日美同盟的基本战略目标,不断强化的日美同盟将给中国周边安全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日美同盟的强化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在加强。这主要体现在:日美同盟法制框架健全化,磋商与协作机制繁琐化、紧密化,合作领域多元化。其原因涉及谋求同盟整体功能的最大化与同盟运行成本的最小化、同盟国相互约束的强化、同盟参与国国际和国内需要的强化以及同盟过去的收益产生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等。美日同盟的强化对引发新的大规模对抗、合作与平等互利的经济秩序建设、以及中国和平崛起等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     

自主性与安全的权衡：日美围绕冲绳问题交涉的演进

自日美同盟成立以来，双方围绕冲绳问题的交涉从未停止。作为强国，美国面对日本提出的收回施政权和调整军事基地安排的自主性要求为什么有时会作出妥协？基于不对称同盟中强国与弱国间“自主性—安全”交易的理论分析表明，强国在特定时期对弱国的战略依赖状况及弱国所表现出的战略可靠性是影响弱国自主性斗争结果的核心变量。强国对弱国整体战略配合的需求（相较改变基地安排的成本）对其更重要，弱国提供战略配合的可靠性越高，则强国更可能接受弱国在相关问题上的自主性诉求。对鸠山一郎、岸信介、佐藤荣作时期日美围绕“冲绳返还”问题以及桥本龙太郎、鸠山由纪夫时期日美围绕普天间基地归还及搬迁的斗争案例的过程追踪与结果比较验证了这一命题。分析日美同盟内部的“自主性—安全”博弈，对理解不对称同盟的管理与维持等具有重要意义。     

美日同盟中的自主——安全交易研究

美日同盟在自主-安全交易基础上建立,之后由于两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日的自主与安全诉求也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双方不断通过自主-安全交易协调利益。联盟成员的实力是自变量,其引起成员国自主、安全选择的变化为因变量,以此为基础,本文预设了美日联盟中自主-安全交易的三个问题假设:(1)日本自主扩张倾向明显,"挑战"自主-安全交易;(2)美国纵容日本自主扩张,"调节"自主-安全交易;(3)利益重合性是联盟自主-安全交易的基础。本文对这些假设进行了验证,总结出了非对称性联盟内国家自主-安全交易的一般逻辑。美日同盟得以不断调整并深化发展的原因不仅仅是美日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选择,更是美日之间互动交易的结果,美日通过自主-安全交易各取所需。     

关于美日、美韩同盟的几点思考

正目前,伴随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美日、美韩同盟呈现出三个新的变化,即同盟展开"三扩",即扩边、扩容、扩功。扩边,指的是在强化双边同盟的同时,谋求推进三边互动。扩容,指的是在强化同盟传统军事内涵的同时,为同盟注入新的、非传统安全内容。扩功,指的是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展开,美日、美韩同盟在功能上进行拓展。美日、美韩同盟诞生于冷战最初的岁月,至今已经运行六十余载,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美日同盟、美韩同盟都是我们思考东北亚安全战略时不折不扣的硬结构。因此,我们需要以冷静理性的态度对美日、美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政治多极化 趋势的增强, 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 生物, 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 相反却日益强化, 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 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 用, 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 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 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 的发展进程。因此, 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 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 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 挥建设性作用, 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冷战遗留的美菲同盟与南海局势变化

南海局势的复杂化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冷战初期形成的美菲同盟,70年代菲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侵占南海岛礁,南海一度成为美苏争霸的战场。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菲民族主义势力抬头,美菲同盟出现弱化,但同盟协议依然存在,为美重返菲、干涉南海留下了历史条件。90年代中期起,美菲同盟获得调整和巩固,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菲同盟进入优化和提升阶段,美逐步增加在东亚的军力部署,企图在军事上遏制中国。冷战遗留产物美菲同盟的强化,加上美、日借助南海问题与东南亚国家联动,使南海局势越来越复杂。     

安全观转型与中印安全合作

冷战结束后 ,安全的定义不断得到扩延和发展。面对日益凸显的广义安全威胁 ,中印两国的安全观也相应发生转变。安全观转型为中国和印度提供了更多安全合作的契机 ,有助于两国在合作与互信的良性互动中改善关系。     

拉美地区的安全形势与安全合作

当前拉美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和安全形势包括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两个方面。国际安全方面的主要威胁和问题是恐怖主义、毒品走私、非法移民和难民、边界和领土的争端与冲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国内安全方面的主要威胁和问题是政治的脆弱性、治理能力的丧失、经济的危机、失业和贫困人口的增加、社会的动乱、民族间的冲突。自冷战结束以来 ,恐怖主义的凸显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九一一”事件后 ,拉美国家之间、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在安全和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在加强。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 ,美国在安全和反恐斗争方面需要拉美国家的合作 ,而拉美国家在维护国内和国际安全方面也需要美国的支持。然而 ,拉美国家之间 ,特别是美拉之间在上述问题上也存在不少矛盾和斗争。美国借反恐加紧控制拉美国家 ,而拉美国家当然不会听任美国的控制。美拉之间这种既有合作又有矛盾和斗争的状况将会继续下去。     

论价值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体系

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Security and Solvency

The American defense establishment has come to think of itself as the victim of complex and demanding threats, political irresponsibility and public apathy. While true, such conditions are often the case in American history. “Don’t fight the problem” is a standard instruction in war games.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hould adopt that approach with its budget and strategy: stop submitting budgets in excess of legislated limits and devise a strategy consistent with them. It should explore alternative ways to achieve policy objectives, develop a concrete means of assessing risk, and on that basis build greater support for its preferred strategy.     

On Value Security and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nature determines the universality of values and its particularity determines the diversity and plurality of values that is the fundamental determinant of security problems among different value systems. In a narrow sense, value security refers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value concepts of a state, region, or a nation, social class are not under threat from the external adversaries, which is called conceptual value security. In a broad sense, value security refers to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system of realistic value security and that of conceptual value security. National value security encompasses both value security in a nation-state and security of national values, in which the former is featured by the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of a prevailing value in a nation-state, and the latter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al value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issue of value system is a meta-theoretical one and the security of conceptual value system is part of cultural security, value security holds a core position in cultural security an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dditionally, value security embodies the security of value pursuits and value criteria in different spheres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refore, it is also an indispensable and flexible support to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核安全峰会与核安全全球治理

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为应对核恐怖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严峻威胁,提升国际社会应对核安全威胁的能力,重塑美国在核领域的领导地位,积极推动由各国首脑参加的核安全峰会。经过四届核安全峰会,国际社会在促进凝聚核安全共识、设定合作重点并推动核安全全球治理的建章立制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也面临着在后峰会时代保持国际合作势头、明确和完善核安全全球治理范畴以及进一步完善均衡的核安全全球治理机制等挑战。为确保核安全全球治理在后峰会时代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应在治理范畴方面分清主次,在治理模式方面坚持全球合作治理与国家治理相结合,发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心作用。拥有大量核材料与先进核安全技术的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负有特殊责任,理应发挥表率作用。     

中国新能源安全观与实现全球能源安全

全球能源安全关系到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各国的共同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各国各地区互联互动的日益加深,全球能源安全出现了新特点,面临着新挑战。中国政府在对全球能源安全的严峻形势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为核心的新能源安全观,为实现全球能源安全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为实现全球能源安全进行了不懈努力。     

安全透镜：科技在安全议题中的过程与机制

科技的竞争与合作日益成为国家间互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被视为影响国家实力对比、安全环境和对外行为的重要变量。大国对促进科技发展和保持科技优势的追求，促使科技要素与安全议题的关联度显著提高。将科技看作存在于各领域的“安全透镜”，根据资源和知识两要素的分享程度来界定不同行为体间的“科技—安全”互动，尝试发展出一种兼顾科技发展特征和各领域具体互动的整体框架，可以发现行为体之间在科技领域构成对抗、竞争或形成有限共享的合作关系。究其原因，领域的具体特征和特定领域的科技实力对比导致了领域的安全化以及行为体间科技互动的形成，美日20世纪80年代的芯片战和中法涡轴-16航空发动机研发合作分别是竞争型科技互动与合作型科技互动两种类型的典型案例。科技的发展更新也会使行为体间的互动类型呈现一定变化，出现一种“由安全化到去安全化”的共性趋势，国际空间站的技术进步及其民用转向促使美苏(俄)在该领域的长期合作可以验证这一趋势。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生物安全

本文简述了传统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的转变 ,在非传统安全理论视角下探讨了以自然的传染病威胁和恶意的生物恐怖主义威胁为主要内容的生物安全威胁的非传统特点 ,并对由生物安全所引发的“人本安全观”作一理论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