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研究

大国竞争和大国实力的变化是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变量,它们影响着族群冲突。大国实力下降造成国内统治力减弱,届时国内各族群为争取权力而进行族群动员,引发族群冲突;同时大国实力下降会收缩其在国际控制范围,进而出现权力真空,由此引发族群对于权力的竞争和冲突。大国间竞争也会引发族群冲突。大国在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经济竞争会引起族群间的收入不平等,进而引发或加剧族群间的竞争和冲突;大国在政治上的竞争,尤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争夺会引发族群冲突;大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为族群竞争提供思想支持。数据显示,1946-2015年间的族群冲突与苏联和美国的实力变化存在一定的趋势匹配。当美苏之间实力变化不大、竞争缓和时,族群冲突也相对减少;当两国之间实力起伏较大、竞争加剧时,族群冲突便有增长趋势,特别是苏联解体后,权力由苏联转向美国的几年,族群冲突异常激烈。1961-1991伊拉克库尔德人族群运动与苏美间的竞争息息相关,苏联通过支持伊拉克,以获得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为了减少苏联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确保丰富廉价的石油供应,唆使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并利用伊朗和伊拉克边界争端,通过支持伊朗来制衡伊拉克,进而削弱伊拉克,以确保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是美苏对该地区石油、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让该地区复杂的族群、宗教矛盾成为它们全球争霸的工具,加之库尔德人自身的诉求,最终酿成长达三十多年的族群冲突。     

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     

印度族群冲突成因的两条解释路径及其局限性分析

在解释印度族群冲突成因方面,既有的解释可被归类为两条路径,即政治解释路径与非政治解释路径。在政治解释路径中,既有解释主要包括精英动员论、身份建构论、政治制度和国家政策论;非政治解释路径主要从公民社会交往程度、全球化与经济竞争、人口迁移、身份差异、国际因素、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出发分析印度族群冲突。印度族群冲突成因复杂,两条既定解释路径的不足是:强调单一解释因素;没有说明因果机制;缺少一个宏观的解释框架以说明各种类型的族群冲突成因;没有提出一个印度政府应对冲突的治理模式。     

评《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

从历史上看，影响中东和平的关键因素主要源自两大民族矛盾：一是阿以冲突，二是中东库尔德问题。相较而言，中东库尔德问题尽管不像阿以冲突那么突出，但其复杂程度并不亚于前者。它不仅长期困扰着土耳其、伊拉克、伊朗与叙利亚等地区国家，而且常常招致大国的外部干预，以致至今悬而未决。中东库尔德人是个具有跨界属性的民族，这使中东库尔德问题愈发凸显，并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非对称结构对族群冲突的影响：一种结构与认知的互动角度

在国际秩序转型与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非对称国际关系持续构成民族国家进行国族塑造与政权建设的外部结构性压力。由族群问题引发的国际与国内冲突日益频繁，从国际政治中的等级现象着手理解族群武装冲突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径。国际体系中非主导国与主导国所形成的国际非对称结构会导致非主导国国内非对称结构的极化、重构或紊乱，由此构成不同类型的双重非对称结构。双重非对称结构是解释不同非主导国族群武装冲突呈现差异的关键变量。菲律宾、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三国族群武装冲突的案例显示，双重非对称结构重塑了非主导国及主体族群原先对少数族群的负面认知并使其呈现低等化、对立化、极端化与安全泛化，进而使非主导国族群武装冲突呈现差异化演进趋势。国际非对称结构也可能会直接激化非主导国的族群武装冲突或对其冲突烈度形成控制。而少数族群内部政治结构则会对上述传导机制起到催化/缓冲、加强/抑制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族群武装冲突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仍有待深入研究。     

解释印尼的族群动员方式:理论与评析

印尼民主化和地方分权的制度变革催生了大量的族群动员现象,也提供了多种动员方式的选项。族群使用何种方式进行政治动员是一个重要但较少被关注的理论问题。本文提出印尼改革时期的族群动员方式出现4种形态,接着从文化主义视角、反应性族群视角、族群竞争视角、政治过程4个理论路径梳理了对印尼族群动员方式的研究成果,指出以上理论路径都不足以单独解释印尼族群动员的方式选择问题。目前的研究成果有以下4方面缺陷:聚焦族群动员方式的研究成果少;4种理论路径存在内生缺陷,"目的-行动"逻辑与印尼现实情况脱节;案例比较意识淡薄,缺乏机制提炼和变量转化的努力;实证研究有普遍的案例选择偏差问题。本文提出未来对印尼族群动员方式的研究方向将是基于制度条件变量和地方情境变量的逻辑框架。     

叙利亚库尔德反对派主要政党

正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叙境内的库尔德政党成为其主要政治反对派。叙危机爆发前,叙利亚库尔德政党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叙政府对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获得宪法认可的少数民族权利与地位、消除种族歧视和推动民族自治。但是,由于历届叙政府在库尔德地区实施的严格监控政策,叙库尔德政党本身的合法地位并未获得叙政府的认可,其推行的政治运动亦成效甚微。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而言,叙危机的爆发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     

族性动员及其消抑研究

族类群体的政治行动离不开政治动员的环节,族性动员普遍被视为现代政体中一种潜在的非整合性力量,其发生往往都以族性认同为内核或工具,再加上族群精英或族群政党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才得以实现。族性动员是一个族群围绕一定的族群认同(例如肤色、语言、风俗等)进行组织,以追求集体目标的过程。族性动员一旦发生,其对国家秩序、族群关系、经济发展及社会安定造成极大的破坏,由此引发的多米诺效应也许会延续更长的时间,往往造成国家政治秩序紊乱、族群社会行为失范、民众恐惧心理加剧,其后果往往远超过于此,溢出效应可波及邻国,导致地区安全危机,甚至国际安全危机。研究族性动员的理论与实践,有助于深刻洞察民族政治行动的发生、发展规律。族性动员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行动系统。族性动员既有方向性,又有技术和路径支持。目前,国内对族性动员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缺乏系统分析与建构。在实践层面上,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频率在加快,身处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大背景下,事件、运动及动员产生的模仿效应在增强。因此,对于民族国家及政府而言,不断寻求有效的整合与消抑策略,防范与管控失控的族性动员,将是任重而道远的过程。     

近年来土耳其政府的库尔德政策初探

库尔德问题是长期困扰中东多个国家的难题之一,其中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尤为突出。鉴于中国国内对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研究相对较深,本文对其历史演变不再赘述,而将重点探对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执政以来对库尔德的政策。这一时期,正发党的库尔德政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承认的政治"、寻求突破与冲突再起阶段(2002~2009年);库尔德倡议的提出、实施与停滞阶段(2009~2012年);和平进程阶段(2013年至今)。     

伊拉克重建之路剖析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国家重建工作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几年来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大力量为争夺权力进行了激烈而复杂的斗争,曾经作为伊拉克传统政治主导力量的逊尼派承受着政治边缘化的厄运,反抗也最为强烈.因此,只有妥善处理逊尼派的政治要求,才能实现三大力量的权力分配和制衡,缓解教派矛盾,使重建工作早日走上正轨.     

攻防理论浅析

攻防理论 (Offense -DefenseTheory)是近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颇为关注的一个理论。它主要从军事能力的角度来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中的战争行为 ,相对于沃尔兹从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权力的分布来解释战争行为而言 ,它似乎具有更大的解释力。而且 ,该理论还试图通过对进攻与防御的区分来解释国家间的合作行为 ,成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本文主要对这一理论的内容进行介绍和阐释 ,并对其进行初步的评价 ,以期引起国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     

回溯性求偿与国际战争的诱发

既有理性主义战争成因理论认为围绕战争的预期效用计算主导着国家冲突行为的选择。将沉没成本和各类既往互动经历纳入效用计算在上述理论路径下被视为非理性行为。这种理论偏见限制了理性主义战争成因理论的解释力。事实上，对于物质和时间沉没成本的关注导致了国家行为体互动时呈现极端的相对收益敏感。为规避特定一方的相对物质收益或时间优势过度累积而使冲突双方实力失衡，自认为处于损失框架下的国家不时地采取无法被对方所接受的回溯性求偿行为，进而使冲突双方的和解方案交集被极大限缩；加之求偿国与被求偿国判断对方所持决策框架时产生的认知落差，冲突双方的风险承担意愿随之增加，同时双方也高估对方的敌意而低估对方的冲突决心，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可能性因而增加。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军事动员竞赛可以分别论证两类典型的回溯性求偿行为——围绕物质利益争夺展开的受害者—加害者战略互动和为争夺时间优势而被迫采取的后发先至策略——对国际战争的诱发性影响。     

族群战争的爆发：一个广义理论

基于两个分析性的创新：对社会事实秉持以机制为基础的理解路径和对动态交互影响的强调，作者提出了一个有关族群战争爆发的广义理论，并利用两种元机制——安全困境/螺旋模型和群体间–群体内互动——作为“元综合器”，将战争的影响因素与冲突行为的直接驱动力联系起来，对散布在现有文献中的众多因素和机制加以综合，形成了一个更具整合性且动态的族群战争理论。该理论不但整合了既有文献中已经识别的众多因素和机制，而且揭示了先前被隐藏或被忽视的因素、互动和机制，由此指明未来在这些方向的探究将是硕果累累。     

索马里冲突的根源与解决途径探析

1991年以来,索马里一直处于部族纷争、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经过15年的演变,索马里局势目前发展到了过渡政府和伊斯兰法院联盟对峙的阶段。族群分裂是导致索马里冲突久拖不决的内因;国际危机管理失效、大国干预失当,以及邻国干涉等因素是外因。解决索马里冲突是一项需要多边参与的系统工程。索马里和平进程的关键是从国内入手,通过培育超部族政治力量,实现民族和解。同时,适当的国际治理措施亦有助于解决冲突。     

“冲突陷阱”研究述评

国内"冲突陷阱"的影响因素大体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冲突性质,主要由族群、领土争端和意识形态等来判定;二是冲突历史,指前一(几)轮战争的结果、持续的时间、伤亡人数等;三是冲突解决方式,常用解释变量包括协商解决和以维和行动、第三方监督为主的国际干预;四是战后的发展,涉及政治和经济—社会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民主化、权力分享、领土分裂、军事重建和转型正义;后者则集中于经济增长和妇女参与。从内容上看,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拓展空间主要有六个:一、混淆了冲突复发和冲突扩散在概念和经验上的区别,削弱了关于冲突复发知识增长的质量;二、掐断了冲突发生和复发的联系;三、需要大力扩展关于"冲突陷阱"形成的"机制"分析;四、建立解释"冲突陷阱"形成的统一模型;五、对于社会的和平建设作用探讨不足;六、严重缺乏对"积极和平"的探讨。     

族群视角下的东南亚国家间关系与区域合作

东南亚地区的人口在族群构成方面体现出了极强的多样性。与此同时,族群冲突也是东南亚国家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并深刻地影响了该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走向。文章梳理东南亚国家民族人口构成的整体情况,并对东南亚族群冲突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族群冲突的外溢效应和族群政治竞争的外化直接导致了国家间互信的缺失和区域规范的选择性应用,这也进一步阻碍了区域身份认同的形成。     

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视角下的库尔德问题

土耳其库尔德问题是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中的障碍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不断地指出土耳其如何对待国内的库尔德人会影响该国加入欧盟。土耳其与欧盟在认知库尔德问题上一直存在着错位。欧盟认为,土耳其在处理与库尔德民族矛盾上方式不当,犯下了人权方面的错误,不符合加入欧盟的标准。土耳其不承认国内存在库尔德问题,把该问题定性为恐怖主义或分离主义。当前,土耳其以凯末尔主义(其中涉及建立同质的民族国家目标)作为国家对内、对外行为的指导思想,这成为解决土耳其库尔德问题难以克服的思想瓶颈。     

国际关系角色理论视角下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决策探析

"角色理论"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界分析国家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的重要范式。在角色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影响一国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变量主要是基于国家角色定位基础之上的角色身份与角色预期。本文通过考察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角色定位,分别分析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层次影响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决策中角色身份与角色预期的变化。在国内政治层面,影响俄罗斯能源外交角色身份的主要是其决策参与者,包括俄罗斯总统、中央官僚机构、大型国有能源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在国际政治层面,影响俄罗斯能源外交角色预期的主要是俄罗斯与中国能源对话机制、俄罗斯对东北亚能源结构的认知以及与西方能源关系的变化。本文通过角色理论的分析范式总结了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的决策逻辑并将中俄近年来能源合作取得突破作为案例分析了这一决策逻辑的影响。     

利比亚民兵武装组织

2011年利比亚战争爆发以来,利民兵武装组织日益滋生坐大,已逐渐成为左右利安全局势和政治过渡的关键势力。2014年5月以来,利政治危机加剧,民兵武装火并频仍。尤其是利比亚战争后,其国内长期掩盖的教俗矛盾、地区矛盾和族群矛盾迅速爆发,成为引发利民兵武装冲突的温床。同时,地区国家插手利比亚事务,进一步加剧了利冲突烈度并拖长了冲突周期。     

拉美族群政治的发展——以玻利维亚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族群政治在拉美兴起,其主要特征是一批新兴印第安族群政党的产生。在历史上,拉美族群政党的发展并不显著,这主要归因于该地区存在的制度障碍、资源不足和种族意识相对淡薄。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进,族群政党在拉美各国大量涌现。印第安族群政党是印第安人政治参与扩大化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印第安族群的政治参与,提升了自身政治表达的有效性。玻利维亚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是拉美迄今最为成功的印第安族群政党,它的形成是玻利维亚印第安人数十年自主政治动员的成果。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族群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没有引发或加剧国内的族群矛盾。它取得竞选成功主要归因于该党的政治诉求和政治主张能够跨越族群边界,构建更广的选民光谱,实施具有多族群联盟的包容性政治策略,保持不同族群之间的合作关系,从而更好地适应了玻利维亚的社会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