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和若干基本条件

中国“和平崛起”与“重要战略机遇期”概念密切相关 ,而从 2 1世纪初期世界基本格局和基本潮流出发分析和设想 ,中国在其中的基本战略机遇主要有五项。中国和平崛起首先需要在本区域国际关系内的三大“平台” ,连同今后一个时期里尤其需要和可行的三方面国家力量构建。在中国争取实现和平崛起的今后一个历史时段时 ,外部环境中的首要障碍或危险是台湾独立。中国必须以相对而言澄清和“简化”了的战略坚决阻止台独 ,并且有意志、体制和力量的切实准备 ,以便一旦必须就要用武力制止台独     

战略机遇期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当前,中国发展正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处于复杂的“矛盾凸显期”。如何抓住 机遇,应对挑战,已成为当前必须回答的重大战略议题。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坚持和平发 展,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政策主张,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中国 在把握21 世纪头20 年的战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机遇。     

试论20 年的国际战略机遇期

在21 世纪头20 年相对于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 我们将面临着比较有利的国际 环境。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当今国际社会是战略机遇期内中国将继续面临的外部环境, 日 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是战略机遇期内国家发展的动力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 战略机遇期内中国继续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应有的大国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都迫使我们必须紧紧抓住20 年的战略机遇期     

中美安全战略博弈中的历史与战略稳定性

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复杂且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两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结构性对抗又有利益捆绑,同时易受第三方因素影响。理解两国互动所蕴涵的这种复杂性并把握其动态特征,对于应对未来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至关重要。21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中美实力变化动摇了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摇摆,双边关系在传统竞争领域之外还面临着新领域、新问题的竞争与摩擦,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但这些挑战中也蕴涵了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巨大机遇。中美两国的主体性特征、时代条件和历史条件是双方走出"守成国家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历史逻辑的基础。未来中国对美国外交将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保持一贯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将是把握机遇,以自我发展为核心,沉着应对周边局势,积极扩大外交布局并承担国际责任。在创造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的基础上,加强中美合作,管控危机,促进中美共同利益,通过建立功能性伙伴关系走上共同演进之路。     

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应对

本文从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出发 ,探讨中国崛起的战略应对之道。本文的主要内容是 :首先 ,概述权力转移理论、国际周期理论、霸权转移理论等对大国崛起及其国际影响的经典解释 ,强调协调、对抗和模糊是应对大国崛起的三种主要模式 ,其中搭便车、推卸责任属于协调模式 ,平衡、预防性战争属于对抗模式 ,而接触、约束属于模糊战略 ,作者从中提炼出“大国崛起困境”的概念 ,并指出既有霸权国更常采用混合战略 ;其次 ,剖析既有大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 ,指出遏制战略与接触战略并用可能成为既有大国尤其是美国的主流选择 ,但诸大国的战略选择远未定型 ,作者认为 ,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变革性———包括中国自身的变革、各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等———是影响既有大国战略选择和中国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 ;其三 ,指出中国将会继续采取积极的参与战略 ,但这一战略尚乏细化策略 ,强调大战略思维储备不足、缺乏清晰的大战略框架是中国崛起战略谋划的根本性缺陷 ,呼吁加强大战略研究     

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机电和若干基本条件

中国"和平崛起"与此同时"重要战略机遇期"概念密切相关,而从21世纪初期世界基本格局和基本潮流出发分析和设想,中国在其中的基本战略机遇主要有五项.中国和平崛起首先需要在本区域国际关系内的三大"平台",连崭今后一个时期里尤其需要和可行的三方面国家力量构建.在中国争取实现和平化"了的战略坚决阻止台独,并且有意志、体制和力量的切实准备,以便一旦必须就要用武力制止台获独.     

对新时代“战略机遇期”的再思考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纵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我党在全面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做出的全局性、根本性的战略判断。进入新时代以来,从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与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来看,可以判断中国依然处于可以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的形成与能否延续,不仅取决于国内和国际的客观因素,更可以主动塑造。要把握新时代的战略机遇期,一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二是要处理好不断崛起的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国际体系主导国美国以及周边国家的关系。此外,还要积极主动参与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和全球秩序变革。     

重新认识战略机遇期

当前和未来相当时期内,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正在经历重大背景转换,一是国际权势全面进入重构时期,二是中国经济社会进入转型发展时期。在此背景下,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生成条件从相对稳定型和自发型为主向相对脆弱型、更加依赖主动塑造能力的方向转变,所带来的发展空间正在发生质变,从粗放发展方式下的规模扩张维度向发展转型形成的质量提升维度转移,维护和使用中国战略机遇期产生的经济成本将显著增高。为此,我们需要增强驾驭复杂国际战略环境的能力,增强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竞争力,增强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积极塑造有利外部环境的能力。     

国际战略形势变化及其特点

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在多个层面和多个角度都呈现新的特点。世界力量对比正发生近代以来第三次巨大变化。全球地缘战略态势的新变化越来越突出。国际规则和机制的变革日渐深化，开始步入核心攻坚阶段。和平竞争、合作竞争、发展竞争已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主要形态。世界正进入“绿色经济时代”，经济主导权之争日趋激烈。国际社会生态的脆弱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明显上升。这些突出变化给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带来了不少新问题，能否变挑战为机遇主要取决于如何应对。     

认清国际环境抓住战略机遇--评《国际环境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的形成,既有国内的原因,又与国际环境密切相关。 “9·11”事件以后,特别是美国发动伊拉     

安全困境、战略自主与风险偏好的惯性探究

为什么一个大国会从“风险规避型”偏好向“风险承担型”偏好转移？大国风险规避或风险承担的战略偏好并不总是与实力对比或战略环境相匹配，有时在现状收益递减或相对权力优势最大化时选择克制战略，却在仍处于现状收益递增或权力劣势时选择冒进战略。对于解释风险偏好的这一不确定性特征，可通过对国家战略自主性、战略动机、安全困境和风险偏好惯性等进行关联性考察，采取兼具体系变量与单元变量的综合路径，探究非本意的系统效应结果。通过对近代欧洲多极体系与美苏冷战两极体系的结构性和进程性考察，验证了自利德尔.哈特到保罗.肯尼迪的目标—手段的动态平衡对大国应对战略风险的重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战略自主性与风险偏好的惯性研究。     

朝鲜半岛形势变化与丹东的战略抉择

自 2 0 0 0年 6月朝韩首脑会晤以来 ,朝鲜半岛形势发生了令世人瞩目的变化。尽管还存在着种种变数和外部制约因素 ,但朝韩之间通过政治对话和经济交流 ,逐步由对立走向合作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丹东是连接朝鲜半岛与欧亚大陆的主要通商口岸 ,是中朝经贸合作的前沿窗口。面对变化 ,应积极调整思路 ,抓住机遇 ,准确定位 ,充分发挥区位优势 ,推动地区产业升级和城市功能完善 ,向东北亚国际性城市迈进。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foreign policy power sharing

In this essay I examine the intersec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formation and conduct of foreign policy. 1 develop a three‐actor model that allows us to specify the incentives for power sharing under different assumptions about the distribution of preferences and capabilities between a government, a domestic opposition, and a foreign state. The model generates several interesting hypotheses about the interaction of policy goals and the willingness of actors to share power. In particular, I show tha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here are important asymmetries whereby doves may be more willing to share power than hawks. Importantly, this willingness is endogenous to the model and comes from the alignment of preferences in the policy space, rather than from an a priori value for the democratization of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model also suggests several hypotheses about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states have incentives to meddle in the foreign policy processes of other states.     

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建构依据、基本框架与发展趋势

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已经超越经典战略稳定性，向着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演化。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客观需要。彼此战略竞争加剧给中美之间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提高核力量于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将核武器重新作为霸权工具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稳定性面临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减弱，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必要性凸显。中美之间经济深度相互依存，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为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包括建立在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双方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战略互信、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等四根支柱，其中以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为核心支柱。虽然中美战略互信存在短板，但随着中国战略核力量的进步、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继续维持和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的成熟和完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将不断巩固。     

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非对称性战略平衡的视角

权力转移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维护中美战略稳定成为攸关中美关系发展以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是实现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石。传统战略稳定理论主要基于美苏两大对称性阵营的敌对关系，对于不对称性和动态权力转移背景下的中美核战略稳定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性不足。基于非对称战略平衡视角，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应以保证中国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为基础。在机制层面，中美要加强交流、协商和谈判以建立相关机制，逐渐形成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共识，推动达成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协议、条约等法律性承诺，从而构建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政治框架。在结构层面，中国无需谋求与美国对等的核力量。统筹考虑军事效用和政治效果，构筑包括核实力、核威慑决心和核威慑信息传递的完备核威慑战略，确保处于弱势的中国拥有对美国进行核反击造成美不可承受损失的能力，是实现中美核战略稳定的关键。     

东北亚战略安全新变化与中国和平发展的理性思考

东北亚战略安全新变化根源于东北亚战略结构的演变。东北亚战略安全新变化导致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压力增大,面临不同意识形态挑战的压力持续上升,与周边国家合作成本增加,国家合作将更加困难。中国维护东北亚战略安全必须以包容性增长为东北亚战略安全合作发展的前提条件;确保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维护东北亚战略安全的基础;和平解决朝核危机,维护朝鲜半岛安全是维护东北亚战略安全的关键;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稳定周边环境是维护东北亚战略安全的必然选择;积极倡导探索建立新的安全合作机制是维护东北亚战略安全的最终归宿。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日关系

地缘环境是影响一个国家发展以及国家关系的稳定制约因素 ,是不可忽视的。中日两国作为地缘上非常接近的国家 ,其关系必然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从两国所处的自然地理状况入手进行分析、探讨两国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和美国这一地缘制衡力量对现实中日关系的影响 ,在两国利益上的共同点和难以解决的矛盾点都存在的情况下 ,两国关系只能是有限合作、有限冲突 ,但合作应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俄罗斯亚太战略的利益、合作方向与前景

进入新世纪,在俄罗斯的外交战略中亚太地区的地位在不断上升。俄罗斯大部分国土位于亚洲,所以在利用外交手段维护国家领土安全,并为本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外部条件的同时,提升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是俄罗斯实施亚太战略的主要目标与利益所在。目前,俄罗斯与亚太地区的合作主要体现在能源、交通运输、粮食和安全保障等领域。但由于受俄罗斯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俄罗斯参与亚太合作的矛盾心理,特别是与区域内各大国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俄罗斯与亚太关系的发展缺乏稳固的基础,进一步发展面临制约。     

Alliance Forging or Partnership Building? China’s Policy in the Asia-Pacific under the Xi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Should China forge a military alliance? Some scholars believe it should, others believe it should adhere to a policy of non-alignment. For China many risks are associated with military alliances. On the one hand, China would likely be involved in unwanted conflicts and confrontations created by potential allies.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would be bound to compete with the existing hegemo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a huge alliance system, to win more allies. China just cannot afford this. The intensified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ay also lead to a new antagonism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Nevertheless, China’s ‘non-alliance’ policy does not mean China has to abandon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nounce the right to build a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network. Since Xi Jinping came to pow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ontinuously expanded its strategic partnership network in the region. This policy could avoid US-China competition over military allies and enhance strategic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uring countries,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global strategic stability.     

人工智能影响复合战略稳定的作用路径:基于模型的考察

技术进步与时代变迁促使战略稳定的体系框架发生了重大变化。战略稳定理论的研究视角也经历了从核战略稳定、军事战略稳定到复合战略稳定的转变。一个新时期的复合战略稳定模型为探求上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支撑,即通过战略能力、战略行为和战略意愿等三大链条,分析复合战略稳定的要素构成与互动关系,并且选取最有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作为案例,分析其在复合战略稳定模型中的作用路径。人工智能的优势在于能够打破国家战略能力、战略行为和战略意愿三者的间隔,通过对战略能力的全面渗透效应、对战略意愿的双向引导效应、对战略行为的动态介入效应,从正负两个方面影响复合战略稳定。但是,人工智能对战略稳定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是负面的。这一发现,对于更好地认识人工智能对战略稳定的影响,以及维护战略稳定和提升人工智能治理能力,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