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意识—行动”框架下国家安全治理的模型假设

国家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治理理论谱系的协同理念与安全化理论的“主动发声”契合了国家安全事务的实践性需求,在“安全、安全感和安全化”的概念向度上,形成了审视安全状态、安全感知和安全行动的“情境—意识—行动”分析框架,三者交互建构的过程嵌套着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对象、观念和政策行动。其一,在安全治理对象的识别与阈值范围的讨论中,源于安全与风险的差值关系以及政治化与安全化的动态均衡关系,公共事务进入安全议程的边界具有“临界点弹性”特征;其二,在主导型政府范式中,安全治理主体呈现“能力＞状态＞感知”的安全观格局,在安全秩序与安全服务的供给上呈现“序列偏好”;其三,在安全治理的政策过程中,政策环境、政策意识和政策选择的倒三角构成治理沙漏的上端,政党、政府和社会的科层三角构成治理沙漏的下端,前者随着信息流、资源流和权力流自上而下的滴漏呈现漏斗效应,后者随着政策执行的层层传导不时出现加码转嫁、目标偏移及反应性治理等科层效应,二者形塑治理行动的“沙漏模型”。     

共生安全：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新理念

传统公共产品理论通常认为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中,特别是在安全领域的供给中,霸权国和全球性国际组织承担着主要的供给责任,其研究也主要是以"霸权稳定论"为逻辑基础,认为霸权国在国际体系的构建与维护中会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美国作为霸权国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主导者,可以为国际安全及地区安全保驾护航。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种霸权供给思维体现的是一种"寄生"逻辑,结果是美国在国际及地区层面上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更类似于一种"俱乐部产品"或是一种私人产品的正外部效应,这种依霸权而生的主体性行为非但维护不了霸权式供给模式的有效性,还极易受到美国国家利益和战略调整的影响而出现供给缺失,或干扰其他供给模式有效性作用的发挥。当前这种霸权思维已经不能满足世界多极化实践活动的思维需求,在多极化快速发展的当下,急需处理好"主体性与共生性矛盾统一的问题"。而"共生"思维则既看到了关系间的互斥性也看到了其互利性,"共生安全"可以突破传统安全困境的束缚,以共生发展的逻辑思维来改善安全关系、变革安全秩序、优化安全结构。共生安全意味着安全的目标由"生存"走向"发展",由"和平"走向"公平""正义"。在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需要在规范和实践上改革和创新供给产品和供给体系,在建制、改制、创制上与时俱进,填补供给缺位问题,最终实现全球安全治理的新局面。     

论政府创新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创新是增强政府活力、提升政府能力的有力杠杆,是促进政府发展的基本动力,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服务型政府是在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而提出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和政府管理理念。构建以民为本的服务型政府是新时期对政府创新提出的要求,也是政府创新发展的必然方向。只有通过政府创新,才能实现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才能最终建成服务型政府。一、政府创新与服务型政府的概念阐释创新概念包含的范围很广,可以说各种能提…     

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理论逻辑、历史演变与实践路径

正确认识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逻辑关系与体系结构,是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开展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西方政治思想中“社会产生国家”与“国家决定社会”两种较为主流的理论观点,都明确了国家对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的保障作用。马克思主义则从社会决定国家出发,强调国家维护安全的外部职能与社会管理的内部职能,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呈现嵌入性、同构性与层次性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巩固新生社会主义政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改革开放后突出强调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为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服务;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统筹发展与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应当遵循国家安全中央事权与社会稳定地方事权的治理事权逻辑,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分治理结构下国家、政府、社会治理层级逻辑,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法治逻辑,国家安全风险与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治理逻辑,以更好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当代中国政治安全的现实逻辑和终极价值

在当代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与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国家政权、国家制度的同构性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一体性决定政治安全(政权安全)之根本地位。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维护政权安全作为政治安全的核心问题和首要问题，而政权安全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执政安全的标准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绝对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仅是历史的选择，更来源于为人民谋幸福而集聚起的民心民意，执政安全决定于人民安全，即保障全体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不被侵蚀和破坏。因此，从根本上讲，当代中国政治安全的终极问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政治权利的安全。它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更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福祉休戚相关。     

试谈公共危机管理

正如何对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实施有效的治理,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在公共危机管理的过程中,政府以其权威、资源的优越性和职能内容、职能属性理所当然成为管理主体。但是政府不是万能的,随着现代公共危机事件的日益复杂化,单纯依靠政府应对公共危机已经成为过去。从各国政府危机管理案例中可以看到行为失范、效率低下、公共产品供给不     

跨国城市网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基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自主治理”的视角

全球气候治理作为一种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具有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在其治理过程中很难阻止搭便车现象的发生。同国际层面气候谈判的滞缓进展相比,跨国城市网络以一种更为灵活的自主组织性行动来克服全球气候政治中的"集体行动困境"。本文通过引入公共经济学中的"自主治理"理论,以城市气候保护网络(CCP)为例,分析跨国城市网络在气候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即跨国城市网络主要通过多中心治理模式(低授权性、高包容性、公共产品易私有化性、网络杠杆性)和社会资本网络化(高社会资本性、网络知识共同体、内部基准治理),实现了在外部强制力缺失的情况下网络内部的有效激励、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同时促进了网络合作联盟的不断扩大,为气候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提供了新的动力。     

私人安保公司：东南亚海上安全治理的新主体

近年来，东南亚海上私人安保公司悄然兴起。其参与东南亚海上安全治理是海上安全环境的变化、海上安全供给与需求的鸿沟、东南亚民主化进程及安全部门改革所共同驱动的结果。海峡和港口是私人安保公司重点参与的治理区域，在马六甲海峡，尽管私人安保公司挑战了国家主权，但其能有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在短期内已得到国家“默许”；而印尼勿拉湾港口是一种多主体参与治理的安全系统，私人安保公司与其他行为体竞争，反而导致港口不安全。相比较而言，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具有隐秘性强、与国家关系复杂、规制难及趋利性等共性；而不同的参与模式与作用则反映了二者的差异性。当前，中国要进一步挖掘海上私人安保的潜力，并做好相应的规制；要重视利用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的共性与差异，鼓励中国与东南亚私人安保公司发展战略合作，保护中国海外利益。     

发展—安全互动中的全球基础设施议题

作为一种兼具公共产品与战略工具双重功能的议题,全球基础设施具有明确的发展与安全含义,因此,该议题在国际政治中呈现出嵌入"发展—安全联结"的基本态势。当前,在大国战略竞争结构之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社会"发展—安全联结"都具备议题拓展的政治动力,两者互动推动着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领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更为复杂化的聚合,扩展了当前"发展—安全联结"在国际政治中的适用范围,也强化了基础设施对安全与发展的依赖程度。基础设施与"发展—安全联结"互动呈现出螺旋圈层的架构,即主要通过议题维度的立体配置逻辑、制度方面的双重建构逻辑和演变方面的系统嵌合逻辑等方式,更紧密地与"发展—安全联结"发生互动关联。一个"发展—基建—安全联结"正在浮现。全新的联结也在重新塑造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并在议题设定、行为逻辑、国际制度、全球治理和运作环境方面影响着当前的国际秩序。这种正在出现的"发展—基建—安全联结"可能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基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从观念变革到制度构建：全球安全倡议的实施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为全球安全提供的重大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重大观念变革。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不仅需要共同安全观念的确立，同时还需要逐步制度化，从制度层面进行有效设计和构建。现实结构论倡导权力逻辑下的构建路径，理性设计论倡导利益逻辑下的构建路径，制度话语论倡导话语逻辑下的构建路径，这些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国际制度构建提供了启示。本文基于“从观念变革到制度建设”的一般理论逻辑，认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制度构建路径可尝试建立在空间维度、关系维度和演进维度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可以从全球—地区的空间维度、安全—发展的关系维度、非正式—正式的演进维度出发，构建出倡议制度化的三维分析框架，实现上下联动、内外统筹、三维并举。在空间维度，要坚持联合国核心地位，加强地区层面、跨国界次区域层面制度建设；在关系维度，要统筹安全与发展，关注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并协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演进维度，要推动全面提升制度综合能力的制度建设进程。最终形成“三端支撑、三足鼎立”的国际安全制度体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