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KUS核潜艇合作如何冲击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体系？

核潜艇合作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核心内容。关于这一核潜艇合作项目是否有悖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体系,国际社会存在尖锐的争论。既有研究主要探讨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核潜艇合作与国际核不扩散规范的合规问题,但忽视了其对正在成长中的国际规范的冲击。从规范演化的角度看,违反规范的国家影响力越大,对既有规范的打击越沉重,规范退化的可能性越大。规范的正式程度越低,规范越脆弱,受到冲击后规范退化甚至衰亡的可能性也越大。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最主要的影响在于,三国利用其独特的影响力破坏了成长中的核不扩散规范。长期以来,由于已有的核潜艇合作活动都没有利用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体系中的军用核动力装置漏洞,使得规避利用该漏洞已经成为一个惯例或成长中的规范。然而,由于美英澳的核潜艇合作涉及大量武器级高浓缩铀的转让,且高调引用了军用核动力装置漏洞,这将对军用核动力装置转让、军民两用物项管制和核“突破时间”这三项成长中的核不扩散规范产生严重冲击。     

"预防—震慑—应急"一体化:中国海外安保供给模式新探

基于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领事保护理念,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的海外机构、企业和公民的安全是中国海外安保供给体系的首要关切。后疫情时代的安全环境、安全威胁和安保内容的新变化凸显了海外安保的供需落差,如何通过完善海外安保供给体系来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挑战,成为总体国家安全治理不得不重视的紧迫性议题。根据风险/焦虑-威胁/恐惧-危机/恐慌的升级过程,可将海外安保区分为预防、震慑、应急三种类型,政府、军队、国际安保公司、社会组织和海外企业能够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在明晰中国海外安保“阶段-类型”及对应的多元供给主体职能的基础上,中国海外安保供给体系的完善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念指导下,遵循“预防-震慑-应急”一体化的供给模式,建构多元供给主体联动体系,从而弥补现有供给体系的不足,全面推进“海外中国平安体系”建设。     

核出口控制的国际规则制定:美国在多边谈判中的行为模式

美国向来被视作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主导者。然而，尽管积极倡导实行核出口控制，美国却未能始终对该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施加影响。在核供应国集团中，相较于利益诱惑与威胁这一动用物质实力的谈判方式，美国更倾向于为规则主张的正当性提供辩护，以此推进核供应国集团准则的修改。不过，基于核不扩散规范的此种辩护，也未能保证美国达成其目标。多边谈判中两种参与谈判的行为方式分别为“议价”与“论辩”，在现有研究中对其给予了理论上的区分。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在两种谈判方式之中选择“论辩”。对美国这一选择倾向的分析，从成本导向的理性选择着眼。此外，为解释在正当性论辩这一谈判方式之下影响谈判结果的要素，提出了基于利益分配关系的心理机制。案例分析聚焦卡特、老布什、小布什三届政府在核供应国集团中发起的四次准则修改行动，四次行动在谈判方式的选择和谈判结果上呈现鲜明对比。文章旨在深入认知大国在多边规则制定中的权力及其界限。国家行为体对于正当性论辩的关注及其在论辩中面临的困境，在规则与规范之争趋于激烈化的国际安全领域，都是日益普遍的现象。     

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路径探析

近年来，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问题成了学界探讨的热点。这既源于相关学者对国家安全理论长期不懈的构建，也源于教育主管部门对建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政策支持。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充分借鉴新兴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在体系聚合、制度构建以及内涵建设三个方面着力。长期以来，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体系聚合层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核心理论，也通过“他向培育”对分支学科进行了构建。在制度构建层面，学科制度精神以及制度结构都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相关学者也对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内涵进行了充分论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既要不断完善国家安全学的核心理论，也要合理构建分支学科；既要加强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制度精神构建，也要在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计划制定、核心期刊打造以及争取基金项目支持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建设；同时，更需要不断加强内涵建设，对学科逻辑起点、学科文化以及国家安全学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定位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存款保險新機制下的銀行監管權

2013年9月1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回答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關於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問題時表示,中國將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增強金融監管機構的協調性,並且擇機推出存款保險制度。存款保險制度能夠強化對商業銀行的風險約束機制,從而有效地保護存款人利益,穩定金融秩序,因而很早就受到重視。早在1993年,我國已在《國務院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提出,要建立存款保險基金。此後,我國的立法者和專家學者都對此進行了大量研究。截至2013年6月底,我國人民幣存款餘額已逾百萬億。隨著存款的不斷增長,建設顯性的存款保險機制以防範銀行金融風險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醞釀已久的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一事再度被提上日程。今年6、7月間,中國人民銀行接連表示,將積極研究制定《存款保險條例》,推進存款保險制度建設。本期特選取朱大旗教授、李慈強博士有關存款保險立法的文章,借鑒國外的成熟經驗,結合我國的具體實踐,探討中國國情下存款保險制度設計的路徑。     

国家维护能源安全手段的选择逻辑：产权制度的视角

经济体量、能源禀赋、对外能源依赖程度等相仿的国家在应对同一场或情境相似的能源危机时所采用的手段经常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以美国为代表的一部分国家主要依托行政或外交手段,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国家则更依赖行政与商业的组合手段。为解释这一差异,就要突破能源安全研究惯有的地缘政治与供给需求分析视角,借助产权制度来考察政府与企业的权利责任边界以及政府借助企业力量维护能源安全的可能性和成本。基于美国应对1973年石油危机与中国应对2017年天然气紧缺的实证研究以及英法两国应对1973年石油危机的补充性分析,可以发现产权制度决定了企业的自主性与政府的处置成本。研究表明,在私有产权制度下,能源公司的自主性与政府的处置成本均较高,政府难以借助能源公司的力量应对能源危机,由此独自采取行政或外交手段保障能源安全;在公有产权制度下,能源公司的自主性与政府的处置成本均较低,政府更容易借助能源公司的力量应对能源危机,由此两者共同承担维护能源安全的责任并通过行政与商业相结合的手段维护能源安全。     

“负责任外空行为”议程与太空安全机制新动向

近年来,太空安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各国太空军事化步伐加速,商业航天崛起,太空拥挤加剧,太空军民融合加深。在此背景下,英国于2020年发起一项名为“负责任外空行为”的太空军控新议程。该议程推出后,美国积极参与并试图将之导向一项自愿承诺禁止地基动能反卫星试验的国际协议,这意味着其太空军控立场的重大转向。美国意图借“负责任外空行为”议程干扰对手发展不对称反卫星手段、强化太空同盟、划定太空威慑“红线”、策应太空环境议题。“负责任外空行为”已成为太空安全机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议程,不仅因为其引发了大国间政治矛盾,还因其体现了太空安全机制的发展动向。在新的太空安全环境下,太空军事安全和民事安全的国际机制正交叉融合发展,各机制的议程模式将更加开放、参与者更加多样、控制行为的路径更加主流。     

跨文化翻译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策略研究

全球化进程既是机遇亦是挑战，世界格局也因此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机遇意味着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也随之愈演愈烈。在不同文明的交融和碰撞中，国家文化的安全问题凸显出来。国际格局呈现出多极化趋势，文化间的交流与合作是时代的潮流，但是国际环境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威胁世界和平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国际因素依然活跃。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要求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跨文化翻译涉及文化间的交流，对文化安全负有责任。跨文化翻译工作者应当树立起文化安全意识，并将其与跨文化语境意识结合起来，从国家文化安全的立场出发，提升翻译的语言水平，尊重文化差异，灵活运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英语表达模式。跨文化翻译事业要重点塑造和维护国家形象，积极参与国际对话，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要吸收其他国家优秀的文化成果，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打破“沉默的螺旋”。跨文化翻译要始终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先进性。在推进翻译事业的过程中，维护中国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从而全面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坚定中国模式和文化产品的自信心。跨文化翻译事业将融入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通过对精品文化的内外流通严格把关，为国家的文化安全建设保驾护航。     

Multichannel Delivery of Public Services: A New and Complex Management Challenge

A strategic challenge facing all governments today is how to deliver services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At one time, they thought that they could meet this challenge by exploiting technology and going the E-government route with the promise of single-window, integrated, intelligent service delivery. Very quickly, however, they had to accept the fact that they would have to overcome a multitude of obstacles and that individual and corporate clients often preferred to receive service in traditional ways.

As a result, the delivery of public servic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multichannel: over the counter, by mail and telephone, over the Internet, via text and television, etc. There is therefore a need to identify some kind of model for managing this highly complex new phenomenon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By conducting research in the field with the help of case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benchmarking, it was possible to identify the main variables in the degree of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multichannel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and develop the outline of a model representing the underlying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