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时期民法典论争与我国清末礼法之争(二)

本文就日本明治时期民法典论争及其与我国清末礼法之争进行评析和比较,着重分析研究了其间的差异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内在原因,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日本明治时期的民法典论争,简要介绍其产生发展的前后过程;二、日本民法典论争与清末礼法之争的相同点,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共同特点;三、日本民法典论争与清末礼法之争的不同点,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不同之处;四、对两者间异同的思考,对两者之间何以存在异同的中日两国的内外因素进行了探讨.     

曹操用人两面性的悲剧

曹操自公元203年打败袁绍集团之后，连续下了三道举才令，提倡用人不拘门第，不计行检，唯才是举。这个口号对东汉以来的乡闾品评制度确是一个勇敢的挑战，充满了离经叛道的精神。汉朝自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实行以经学、礼法(德行)取士，士人只要“经明行修”就可以做官。这种制度虽曾为选拔人才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发展到后     

论管仲的法律思想

管仲法律思想的核心是“修旧法 ,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这里的“旧法” ,指旧礼法制度 ,既包括礼 ,也包括法。“业” ,即改造创新的意思。这是管仲在齐国进行内政改革的指导思想。管仲的法律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西周时期 ,经过周公制礼 ,使礼上升为国法 ,成为奴隶社会两种法律规范形式之一 ,起着法的作用。姜尚建齐治齐 ,坚持“以礼治国”的思想传统。管仲任齐相之后 ,继承了这一传统 ,非常重视礼在治国中的作用。他在《管子·牧民》篇中说 :“国有四维 :一维绝则倾 ,二维绝则危 ,三维绝则…     

日本明治时期民法典论争与我国清末礼法之争(一)

本文就日本明治时期民法典论争及其与我国清末礼法之争进行评析和比较,着重分析研究了其间的差异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内在原因,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日本明治时期的民法典论争,简要介绍其产生发展的前后过程;二、日本民法典论争与清末礼法之争的相同点,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共同特点;三、日本民法典论争与清末礼法之争的不同点,分析两者之间的存在的不同之处;四、对两者间异同的思考,对两者之间何以存在异同的中日两国的内外因素进行了探讨.     

论礼法传统与二元政制

中华法系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其＂礼法＂合一或礼法并用的法制传统,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古代中国在国家统治和社会治理中所体现的＂礼法＂精神与原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生长、演进,横亘古今,远播四邻,究其生命力何在？所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和刑罚作为政教的两端而为古代中国政治统治＂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并由此形成一种牢固而高效二元政制格局,这种二元格局又在何种意义上维持了庞大帝国的运转与稳定？以史为鉴,此＂礼法＂语境下的二元政制对于当代欲＂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之中国,当有何启示？谨藉此文求教于方家。     

德治与法治关系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性——从法哲学的视角切入

"德治"是执政党为确保其权力正义性而必须承担的执政责任,"法治"是执政党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现实途径,"德治"为"法治"之体,"法治"为"德治"之用。加强民主监督,尤其是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扩大民主监督范围,是以"法治"形式落实"德治"内容的最重要的现实途径,是现代国家的发展方向。     

社会控制：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传统及其当代启示

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控制中礼法结合模式的产生、发展以及作用发挥机制的分析，得出如下启示：国家要保持社会稳定，在完善法律规范体系的同时，必须建立与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     

论朱熹的社会治理思想

朱熹以重现三代之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为了实现理想，他提出了教育教化、礼法相济、提供基本物质保障和进行财富调节等措施。在众多治理手段中，因为对教育教化作用的看重，朱熹以它为社会治理的根本方式。其治理思想体现了官方系统与民间资源相结合的特点，并从正反两方面为我们分析现实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对中华法系中人本主义的思考

本文从中华法系中的合理性制度出发,引出制度背后的价值理念——人本主义。然后分析了人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积极影响、人本主义下的特殊社会调控方式（礼法结合）及反思,最后通过肯定人本主义的现代价值,指出在建设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时应珍视传统人本主义中的合理因素。     

东宫西宫——路见弱礼拔刀相助

法强礼弱,导致人心怀恶念,且贬礼捧法之徒,更另人们对礼的认识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本文指出时代在变,制度在变,思想也在变,但变化是必须站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否定历史,否定礼的地位作用,就是否定我们自己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