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礼法关系新论——以春秋战国至唐代为中心

中国古代的礼就是指一系列的外在礼仪规范.礼仪内在地包含了礼义和礼具,礼义和礼具正是通过礼仪才发挥了其沟通神人、规范行为、彰显尊卑亲疏男女长幼秩序的功能.礼与官制、法律等可能曾经有过共同的起源,在后世也存在某些相互的影响,但这都不能成为礼包含官制、法律等的证据.礼并不是中国古代的根本法,它不具备根本法的形式特征和实质特征,甚至不完全具备法律的特征.如果以其包含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为由,遂认定其为根本法,则无异于将所有法律都上升为根本法,因为它们也都是以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为基础,并且体现和服务于这种价值观的.在成文法时代,礼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如果违反了,可能会招致刑法的制裁,也可能不会,甚至有时行为合乎礼的要求,也会招致制裁,其判断的标准关键在于,这种行为是否同时违反了律、令、格、式等法律规范,如果违反了,就会出礼入刑,或合礼入刑,受到法律的制裁,否则即使出礼,也常常不会入刑.在一个礼、法等规范形式已有明确分化的成文法时代,用描述传说中的西周社会的出礼入刑来概括后世的礼法关系,并不完全符合礼和法的历史实际.     

礼法合治传统的两种法学范式 ——以管商为例证的现代解释

礼法关系是中国法律文化的根本问题。每次大变局都会重新审视礼法关系,然变革初期的礼法之辩后期多转向话语之争,最终诉诸权威决断。造法变、曲法常、毁法易、无法终的自反性法律现象固然与社会结构和政法体制的掣肘密不可分。但法律缺乏严密化学术论证,所依法律思维、所用法律方法、所凭法律知识缺乏理论性也是重要原因。在法治中国背景下,必须构建发现和转化法律文化的法学范式,才能与当代中国的法治相沟通。管子的实质法学范式和商鞅的形式法学范式能为理解礼法合治传统提供一个例证式解释框架,启发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原则内在视角的规范化思考,也能为打开法治中国之“国情”的规范结构提供法学知识。     

礼法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古代的礼发源于祭祀文化,并发展为一种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于一体的独特文化,其内核是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代表着对于兼具神性与人性、精神与情感的终极秩序的追求。中国古代的法律秩序体现为礼为体、法为用。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礼的观念里,法律与道德具有同一性。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始终是法哲学的核心问题,而在现代社会中,道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这种背景下,礼的精神展现出巨大的时代意义和秩序潜力。     

典妻与变通的礼法适用

典妻包括将自己的妻妾典雇与他人为妻妾及为佣两种情形。这两种典妻行为均与传统中国礼的规定相违,因而在律典中明令禁止。然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典妻行为在某些地方世代沿袭相传并发展成为习俗;司法实践中,典妻案件的审理结果也与律典规定存有背离。本文试图通过深入剖析典妻案件的审理结果背离律典这一现象,说明传统中国各级官员在立法和司法活动中,如何变通适用礼法来规制典妻行为并探寻典妻习俗的成因。     

荀子政治法律思想批判

荀子思想在有关性恶、法制方面颇有创意,其礼法融合、圣王之治诸内容成为中华法系之内核。然而论及法为工具、礼为根本的基础上演化出的“化性起伪”、“君上之势”、“圣王之治”等有关的政治法律思想时,其思路却相当幼稚,使中国的制度文化深陷专制之泥潭。     

历史中国的社会与法律面相——读《中国文化要义》和《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和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分别从伦理角度和法律角度对传统中国的伦理形态、行为规范和精神特征作了深刻而精要的阐释,是人们理解古代中国政治社会生活逻辑的重要著述之一。相对而言,梁漱溟的“文化”具有一种宏观比较社会史的色彩,瞿同祖的“法制”则可归入一种相对微观的法律功能主义的叙事,无论是“纳国家于伦理,以教化代政治”,还是“法从礼出、以礼入法”,都反映了古代中国的道德、伦理和法律所共同维护的统治秩序及其原理,从政治学上说,它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传统中国国家演进之路和反思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之变的有益的特殊视角。     

中国传统礼法文化视野下刑罚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传统法文化以礼法文化为核心,礼法文化的实质则体现为礼刑关系。在礼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刑罚制度深受其影响,并随着礼法关系的演变而演变。在中国历史上,礼法文化的发展可表现为夏商周"礼法并用"、春秋战国至秦"弃礼重法"、汉至唐"礼法合流"和宋至清"理法结合"四个时期,在不同时期礼法关系的演变中产生了"明德慎罚"、"重刑尚法"、"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等刑罚思想,这些刑罚思想给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其中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因素均可为当今中国刑罚制度的现代化改革提供历史的借鉴。     

传统文化中的礼法合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礼法合治思想和治理模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古代中国,各种治世主张相互碰撞、相互借鉴,逐步形成了礼法合治的治国思想。它是一种治国理念,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行的一种治国方式,对于保持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背景下,礼法合治这一古代的治国理政思想对当下有重要启示,可以为建设文明中国和法治中国提供文化涵养和有益借鉴。     

《论语》法律思想之西式解读

以现代逻辑重组孔子的法律哲学体系至为重要。用现代法学思维考察孔子对法律的理解，刑罪与狱讼为分析法学下的实在法，礼与乐为社会法学下的法律规则，仁与义为自然法学下的高级法。刑罚-礼乐-仁义构成了孔子法律思想的基本结构，类似于西方实在法-社会规范-价值追求的一般思想模式。通过考察西方学者如孟德斯鸠、昂格尔和韦伯眼中的礼与法，以此来探究东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就公正而言，拿西方正义的模式作为参照，《论语》里的公正近似于早期基督教式的利他主义道德，接近于康德式的道德哲学，不同于边沁式的功利主义。     

在制度文明的框架内整合礼法

制度文明是社会文明的保障因素和粘固因素。西周以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礼法制度是我国作为领土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礼法文化规范了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态以及古代文明的发展方向 ,制约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道德风貌。随着礼法的实施 ,法律规范在历史中积淀为社会习俗 ,内化为人们的道德操守 ,进而全方位地调节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必须在制度文明的框架内整合礼法 ,综合推进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