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者,治之端也

社会出现乱象、国家得不到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禁令不明确,也就是礼法制度不健全,人们不知道应当提倡什么、禁止什么,就会肆意妄为。做人没有伦理道德,就会出现人际关系的混乱;国家没有礼法制度,就会出现社会秩序的混乱。可见明确的礼法制度对于治国安邦是至关重要的。     

浅谈我国历史文化与法律进化史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看到了繁多的战乱、朝代的更替、人世的变迁，这其中自然少不了社会文化的进步和改变。当权统治者或统治阶级由于复杂的历史及政治原因会选择不同的思想体系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从而使得这种被选上的文化整体成了控制统治阶级思想的最根本的所在，自然也就从方方面面影响到了一个朝代在立法方面所遵从的原则，也就涉及了当朝当代立法者对民众的态度，社会法治体系的严疏等具体的法律问题。文章从我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性和代表性的几个朝代的主题文化内涵为切入点，结合当朝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探讨我国各阶段的历史文化与法律的进化过程是怎样相互影响和促进的。     

良奸异罚:古代法的估价机制——以清代“威逼人致死”条为例

清代中国的司法活动,以实现情与罪的和谐为最终追求目标。通过实际的律例变迁与审判案例,展现清代中国中央司法机构处理"因奸威逼人致死"案件的具体运作实际。律例规定与司法裁判基于犯罪对象的不同,相应处以犯案之人以轻重程度不同的刑罚处罚。具体表现为对良妇犯奸,常规刑罚皆为死刑;相反,对奸妇犯奸,常规刑罚皆为减死一等的杖流刑。人命大案,造成官方对生命态度产生如此差异的动机——礼法教化如何影响案件量刑亦是国家立法需要思考的问题。     

从礼法论争到孔教入宪——法理健将汪荣宝的民初转折

汪荣宝在清末《大清新刑律》制定过程中，力主废除纲常礼教条款的《暂行章程》，但民初起草《天坛宪草》时，却是“孔教入宪”的积极倡导者。他支持孔教为国教，批评《临时约法》的信教自由条款，并使得孔子之道写入了《天坛宪草》的教育条款之中。在清末民初这一转折的背后，折射出一个儒家宪政保守主义者内在之善变和其时代的智识话语与意蒂牢结之变。     

复仇的法理问题研究——以中华法系为对象

法律中的复仇自简单社会的血族复仇承继、进化而来,随着古代法律的发展而逐步退隐。在中华法系的礼法体系中,复仇取得了"礼"与"律令"的双重存在。由于特殊的家产制社会所具有的血缘制性质、国家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家国一体的政体、以孝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礼在中华法系中的"基础规范"性质,以礼为主要载体的复仇在中华法系中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由于礼的强势支撑,复仇在律令中虽然屡次被禁,但终清之世它一直存在。容纳复仇的礼法体系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高度不确定的工具体系,因此无法走到现代,更无缘法治。现代法律通常不规定本质上是自力救济的复仇,但是复仇的恢复性正义精神未灭,它实际上,也应该是裁判考量的重要情节。     

犯罪学研究的法理视野

犯罪学理论是要讨论关于犯罪的道理。我们讨论违法犯罪,不能仅考虑刑事法,首先必须考虑民事法、行政法。仅以刑事法规定什么是犯罪,人们可能普遍不明白什么行为是正确的和正当的。刑事犯罪是严重违犯民事法规定或行政法规定的行为,刑事法源于民事法和行政法。制刑必须定律,必须严格标准,律就是标准。有法律就有犯罪,纪律、政策之类制定出来让人们遵守的规范都是法律。预防犯罪非专职可行,必须全社会综合治理。惩罚犯罪非专职不可,必须是专门机构的专门工作。     

网状社会结构下的法律运行

法律的运行受文化制度及社会结构特点的制约和影响，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差序结构状态，法治社会图景规划和制度建设要受现行社会结构的制约，呈现与西方世界不同的运行特点和方式。中国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结构特点，并对思想传统进行深刻的剖析和反思，建设与本民族相适应的法律制度。’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看战国时期社会思潮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战国时期的一件大事。武灵王即位之初赵国的紧张局势成为武灵王说服朝臣宗室胡服骑射的重要理由。通过武灵王与反对派的辩论，不仅可以看出他务实、功利的思想特征，而且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即是否有利于“当下”，是否有利于国家迅速强大的预期。这是战国时期功利思潮背景下时人心中“当下”重要性的直接表现。     

遵循礼法与崇尚自由：从《论语》管窥儒家法制思想

古人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论，《论语》作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同时也是儒家法制思想的发端。《论语》中法制思想，虽不是主流但是却是其治国思想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尝试还原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对《论语》中所涉及的法制思想进行解读，以探求其法制思想中所蕴含的道德诉求，从而揭示《论语》法制思想的合理内核。     

仁政理想与礼法并施的冲突与融合——孟子与荀子刑法思想之比较

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既是全方位的 ,又是深层次的。从秦汉至明清 ,无论朝代如何更递 ,中国社会的性质、政治结构、法律体系都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这种社会的超稳定系统的存在不得不归结为作为宗教精神般的儒家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土壤之中。它一方面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深层性格和心理内核 ,另一方面也铸就了中国古代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 ,必须从儒家着手。要领会中国古代刑法的基本精神 ,追根溯源 ,只有在先秦儒家大师那里才能真正找到答案。这也便是本文写作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