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冲突论

从刑法基础理论上看,刑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体现为保护与被保护,刑法是部门法的最后一道防线,从刑事立法上看,刑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体现为衔接、竞合、交叉,从刑法适用上看,刑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体现为混同适用、责任认定不清。从立法内容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合理衔接类型、内容一致类型和内容交叉竞合类型,在法律适用上,《刑法》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处罚法》的适用空间,加剧了两者的紧张关系。理性地解决冲突的路径在于以司法解释为先导,以法律解释为补充,在追求司法效率的同时,假以时日,推进立法的完善。     

行政审批与权利转让合同的效力

在合同效力与合同履行相区分的制度平台上,行政审批的法律意义与权利转让合同的效力并非绝对绑定。实现国家管控权利变动的政策目标,存在行政审批与合同效力绑定、行政审批与合同效力区分两条进路。相较于二者绑定的现实选择,依循二者区分的进路,行政审批的法律意义仅在于控制相关合同的履行,由此权利转让合同即使未获审批,亦为有效合同。这便于助推合同机制的运作,相符于比例原则,且有利于合理分配因权利转让合同而产生之风险与负担,防范当事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为立法论层面的应然选择。在解释论层面,亦应厘清合同效力的长成逻辑,并采用目的论限缩的解释方法,尽量对现行立法做出权利转让合同效力与行政审批无涉的解释结论。     

多元行政任务下的行政机关自我规制

在行政国家和福利国家背景下,行政机关担负更多更复杂的功能。行政任务、行政权力和行政控制之间,呈现出相互影响的正比例关系。在寻求行政权力控制上,宜采取"析权"的态度——分析行政权力的必要性和时空背景;既要控制行政权力的消极功能,又要发挥行政权力的积极作用。无论域外还是中国行政权力的控制历程,都表明行政机关自我规制在弥补立法控制和司法控制的功能性不足方面,具有特殊意义。中国既有的行政监督理论和制度在行政法学发展史上发生了多次中断,仍有复兴和重构的必要。     

重思业主保护范式——基于长春地区业主撤销权的实证考察

业主撤销权是《物权法》赋予业主的对抗业主大会通过决议吞噬业主个人利益的重要权利。通过对长春地区业主撤销权问卷实证研究发现,由于业主对业主大会的低参与度、对于决策结果的低知悉可能性、对于业主撤销权的低认识度,业主在大会中存在搭便车,对于决策结果抱有过度乐观主义以及受权利运行的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和社区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业主撤销权处于一种"被隐藏"的状态。这也要求我们反思先前业主保护范式,在陌生人社会的社会现实中构建新的业主保护范式,对先前的"法律禀赋"范式作出四个方向的转换,注重业主间契约伦理的建设,建立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优先用市场力量、管理力量以及技术力量来保护业主以及尊重业主的自身选择,从而对业主做到全面的保护。     

补救成本、价值损失抑或获益赔偿?——瑕疵履行救济的研究

瑕疵履行时,法院是施加救济成本还是价值损失的赔偿是合同法的难点之一。赔偿计算方式的选择必须体现期望损害赔偿的目标。目前流行的Peevyhouse规则、经济浪费规则和价值损失规则都有明显缺陷,而综合考虑意图、合理性以及政策则是目前规则的最好取代。而且获益赔偿可作为补救成本、价值损失之外的第三种可能实现期望损害赔偿目标的计算方式。我国现行《合同法》过于强调救济成本虽总体可行,但没有认真对待救济成本与价值损失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考虑获益赔偿的可能性,并不妥当。未来《合同法》应在此方面进一步完善。     

信赖原则指导下的规则体系在民法中的定位

信赖法则是以保护信赖为正当性理由、以与常态法的悖向性规定为特征而在两大法系现代私法领域中得以聚合的规则群。它是信赖原则指导下所涉领域最宽、波及内容最广的规则体系。信赖法则之称谓可以在不破坏法律要素的既有理论、充分尊重信赖原则在法律体系中的基石与准则作用的前提下准确揭示与概括该规则体系的内涵和本质。两大法系信赖法则均为开放性的规则体系,代表着现代法的方向,是现代法安全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在法律全球化的今天,我国民法无需对大陆法或英美法的信赖法则在取向上做严格限制,应赋予其一般条款的法律地位。     

我国代孕的合法化及其边界研究

代孕的出现带来了许多奇特的伦理、法律问题。我国通过部门规章完全禁止代孕的规范模式并没有发挥预期效果。综观域外代孕立法例,有限承认其合法性是大势所趋。代孕有正当的权利基础,我国社会公众的态度也较宽容,亲子关系的不确定也可通过法律技术设计予以解决。面对日益广泛的代孕需求,我国应尽快在法律层面承认代孕的合法性,并结合社会伦理对其合法化边界予以确定,设计出更为严谨、细密的规则体系,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论死刑不引渡原则在中国的发展及适用

"死刑不引渡原则"是引渡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承认,其原因在于,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更有利于将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与死刑犯引渡回国,以此来惩罚犯罪,更重要的原因是彰显国家主权。但是,对于如此重要的原则,我国却迟迟未给予明确的承认,200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也对死刑不引渡原则做了回避,这不利于我国与他国进行国际刑事司法犯罪,同时也不利于惩罚犯罪,在经济犯罪领域尤为明显。笔者认为,我国不能一味回避此问题,应当明确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以此打击犯罪,彰显国家主权。     

法治主义与行政自制——以立法、行政、司法的功能分担为视角

在行政国家背景下,依据古典法治主义思想所建构之简约型分权制衡的制度框架,已经无法充分应对现代行政之合法性困境。因此,现代行政法理论必须在传统依法行政原理的基础之上,观察并分析现实行政过程中的各种"生理"和"病理"现象,探索行政系统"内外结合"的法律操控模式,强化行政的自制约束功能,确立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功能分担机制,从而确保并不断提升行政的合法化与理性化程度。     

何种变动、谁之安全?——以不动产登记为中心进行分析

《物权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私权法律时代的到来,而《物权法》中公示公信原则则是为物权的安全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本文便针对物权法中不动产变更登记的安全保护性,探讨了这种保护的对象及其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