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谁辩护，谁来倾听？——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的分析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允许律师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参与诉讼活动，这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但随后出现的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以及“取保难”和“维权难”又使得这一进步大打折扣。笔者试图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这几难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而发现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只有侦辩或控辩双方，而无中立的第三方存在，法院只是在审判阶段才开始其诉讼活动。那么，律师在审判前阶段，向谁辩护？又有谁来倾听呢？     

论城市化进程中的职业教育作用

城市化水平代表了经济发展水平,但城市化进程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为了巩固城市化进程的成果,应该提高失地农民的素质,完成农民向市民的转变。本文分析了职业教育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并提出了建议。     

法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几个问题

法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几个问题陈瑞华在刑事实体法上，法人犯罪具有许多与自然人犯罪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追究法人犯罪的案件（以下简称为“法人案件”）也应相应地适用一些特殊的诉讼程序。本文拟对法人案件诉讼程序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助于我国刑...     

关于法人犯罪案件中的几个诉讼程序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以及《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等法律、法规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法律正式承讼法人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和刑罚的对象,从而使我国法学界关于法人能否     

市场经济与刑事诉讼法学的展望

本文分五个方面论述了今后刑诉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指出刑诉理论研究应走出“注释法学”的框架,不断开拓、创新,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今后刑诉理论研究应重点研究的一些新课题:如法人犯罪的诉讼程序问题,国际司法协助程序问题,无罪推定、有利被告及人权保护问题,刑事审判结构改革问题,等等。     

超期羁押问题的法律分析

超期羁押是长期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一个老问题 ,为了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许多司法工作者和学者对出现超期羁押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这些探讨多是围绕执法人员的素质 ,司法工作者或从权力制约的角度进行的。青年诉讼法学者、本文作者陈瑞华副教授则从另一个角度 ,即结合我国羁押控制制度的实际情况 ,对这一制度设计的缺陷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他提出,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将刑事拘留、逮捕与羁押实行严格的分离,正是这种制度设计上的致命缺陷,导致了羁押在适用上严重的任意性和随机性。他的观点对于我们分析和解决超期羁押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警察权的司法控制——以劳动教养为范例的分析

劳动教养是一种由警察机构享有的行政性羁押措施。在实体构成和适用程序方面,劳动教养制度都违背刑事法治和程序正义的基本精神。在强调法治的背景下,需要对劳动教养制度作出深刻的反思。但是,劳动教养的保安处分化并不是一条理想的出路,而将劳动教养所限制的对象完全纳入到现行行政处罚制度或者刑事处罚体系中来,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的缺憾。要彻底解决劳动教养问题,就必须重新改造中国的行政制裁体系和刑事制裁体系,消除警察机构所享有的行政性羁押权,并重新确定警察机构的权力范围和处罚程序。加强对警察权的司法控制,是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     

刑事侦查构造之比较研究

刑事侦查不应当仅仅是由侦查机构代表国家对犯罪实施的追诉活动,而且还具有一定的“诉讼”性质。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刑事侦查程序具有自己的特点,但也存在缺陷,应当从侦查权的分配;司法审查机制的运行方式;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以及辩护律师参与的范围等几方面来构建起旨在约束追诉机构权力的司法审查机制,从而确保那些处于被追诉地位的公民应拥有的最基本防御权的实现。     

案卷移送制度的演变与反思

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庭前移送案卷制度的恢复,意味着1996年完成的旨在限制检察机关移送案卷范围的改革努力宣告失败,也标志着中国刑事诉讼中的案卷移送制度又回到了1979年的状态。在这种改革、规避改革和废止改革的表象背后,其实一直存在着法院通过阅卷来形成裁判结论的司法文化。造成这一文化形成的原因,除了有法官存在依据职权主导证据调查的传统、法官无法通过庭审来组织实质的事实审查以外,还有法院在庭外形成裁判结论、上级法院通过阅卷进行事实复审这些较深层次的因素。从1979年到2012年的改革实践证明,不彻底破除案卷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不将公诉方的案卷笔录阻挡在一审法院、二审法院、死刑复核法院乃至再审法院的大门之外,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中国的刑事审判制度也就不可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