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有所值:忙碌对个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忙碌是个体在给定时间内有多个任务待完成的主观状态感知。以往观念认为忙碌产生的影响是负面的,但现有研究发现了忙碌对个体动机、决策、幸福感等方面的积极后效。忙碌的积极效应及其背后机制可以从工作天职观和自我决定理论等视角进行解释。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厘清忙碌的类别界定,完善忙碌的测量和操纵,丰富忙碌的研究手段,关注忙碌的复杂后效及其心理机制等问题。     

行为不法与责任阻却:“于欢案”的刑法教义学解答

于欢案引发的争议为区分不法与有责提供了新契机:不法是依据法律的行为规范进行的评判，必须受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的约束，违法阻却事由是法律激励的行为，不应当承认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有责是根据法律的裁判规范进行的评价，必须受罪刑法定原则之价值性的约束，责任阻却事由是法律宽恕的行为，可以承认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于欢的行为并非法律激励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但于欢在遭受辱母等侵害时实施过当防卫，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具有责任阻却事由，应当宣告无罪。     

央地政府信任对城市居民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基于多层线性模型(HLM)的分析

基于微观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及宏观的中国城市统计数据,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地区差异下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是否会影响城市居民对环境风险的感知。研究发现:在城乡之间,环境风险感知存在显著差异;政府信任与城市居民环境风险感知存在显著关系,但中央政府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的显著性不同;地区差异因素对政府信任,与环境风险感知的关系存在显著影响,但主要来自经济差异而非环境状况差异;无论中央政府信任还是地方政府信任,都与环境风险感知间存在着随机斜率影响。     

医患信任脆弱性:理论框架与反脆弱发展体系

近二十年,医疗纠纷事件频发,恶性伤医事件也屡见报端,直指医患信任系统的脆弱程度。已有医患关系研究与管理制度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管理实践上重视自上而下的医疗服务质控体系及规制建设,忽略自下而上的患者赋能干预及制度设计;二是医患关系管理研究侧重于系统外部因素,未能将医方与患方作为共同体纳入医患关系治理的框架。本文以"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为基础,以医患信任为研究为切口,分析医患信任脆弱性发生的系统内部扰动因素,提出"医疗服务感知-医患信任脆弱性分析框架",以反脆弱性核心思想为依据,反思制度设计,而非关注医疗纠纷事件本身,提出自下而上的医患信任反脆弱发展框架体系,旨在为医患关系管理的制度设计提供框架与思路,为医患关系研究提出新范式。期望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升级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相呼应。     

国语境下土地发展权内容之法理释明 ——立足于“新型权利”背景下的深思

积极推动各类新型土地财产权在我国实定法上的“落地”，是突围我国土地财产权的封闭结构，深化我国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助推土地产权清晰化、土地要素市场化等目标实现的内在诉求。目前学界围绕土地发展权的内涵、生成逻辑、法律性质和归属等方面的认识尚存明显分歧。其缘由主要在于学理上围绕这一新型权利的法理研判，并没有立足于中国现行地权结构语境来对其内容这一基础性、前提性知识作科学界定。法理上，对土地发展权内容之准确定位，是厘定这一权利的射程范围，区隔此权利与彼权利以及展开与之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中国语境下，学理上应立足现行地权结构形态，从平面和立体二元维度来对土地发展权内容作科学定位。自平面维度观之，土地用途变更后的增值收益分配构成土地发展权内容之传统要义；自立体维度观之，土地开发强度变更后的增值收益分配构成土地发展权内容的新近发展。无论是平面维度下的土地发展权，还是立体维度下的土地发展权，都应该成为这一权利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所考量的对象。故而现有围绕土地发展权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的范式亟须转型。     

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据判断中的运用问题探析

目前地方司法机关正在尝试将人工智能用于刑事司法，其中在证据判断方面，人工智能也有所运用。人工智能运用于证据判断，应遵循辅助性原则、有限性原则、可反驳原则。在证据能力判断方面，人工智能不能对证据能力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判断，但可以进行形式上的筛选和把关；在证明力判断方面，人工智能不能单独承担判断证明力的任务，但在某些方面可以发挥有效的辅助和参考作用，如发现证据之间的明显矛盾或形态的变化；在证明标准判断方面，人工智能同样难以单独承担事实认定及证明标准判断的重任，但人工智能对证据规格的判断能够保障司法人员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审查证据。在侦查阶段、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人工智能用于证据判断的目标、方式、侧重点有所不同，在系统设计上应根据每个阶段的不同运用而进行有区别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