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数据开放的收费定价及其法律规制

政府数据在法律性质上具有财产的属性,在实践中也具有可交易性的特点,是一种财产性权利。政府数据开放具有渐进性、开放性、价值性、时效性、周期性、非买断性和再利用性的特点,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对其作相应的类型化区分。政府对于开放的数据进行收费定价有其合理基础,在数据开放定价模式上则有免费模式、按成本费用定价模式以及按“成本+利润”定价模式。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定价收费问题,应置于行政收费的法制框架下讨论,基于公平、效率和量能支付等行政收费的基本原则,确立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向市场主体的商业化利用有限收费的制度。作为减损公民财产利益的负担行为,政府数据开放收费定价应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在确立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定价模式基础上,由立法来创设数据的收费定价,完善收费程序,加强对收费定价行为的行政内部监督机制建设,从而推动政府数据有序、规范开放。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农业转移人口的贫困问题研究——基于国内文献的综述

在后小康时期，贫困治理的关键已经由消除显性的、单维的、农村地区为主的绝对贫困转向缓解隐性的、多维的、城乡两地兼顾的相对贫困，而农业转移人口作为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殊群体，现已成为城市相对贫困问题的主要群体，其贫困问题也愈发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本研究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相对贫困研究的文献梳理，重点对我国农业转移人口贫困研究的重要转向、农业转移人口相对贫困的多维度呈现、农业转移人口致贫机理的理论探讨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阐述，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非对称性战略平衡的视角

权力转移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维护中美战略稳定成为攸关中美关系发展以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是实现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石。传统战略稳定理论主要基于美苏两大对称性阵营的敌对关系，对于不对称性和动态权力转移背景下的中美核战略稳定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性不足。基于非对称战略平衡视角，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应以保证中国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为基础。在机制层面，中美要加强交流、协商和谈判以建立相关机制，逐渐形成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共识，推动达成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协议、条约等法律性承诺，从而构建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政治框架。在结构层面，中国无需谋求与美国对等的核力量。统筹考虑军事效用和政治效果，构筑包括核实力、核威慑决心和核威慑信息传递的完备核威慑战略，确保处于弱势的中国拥有对美国进行核反击造成美不可承受损失的能力，是实现中美核战略稳定的关键。     

激活园区转型升级的动力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园区凭借其在物流、资源等方面的集聚效应与低成本优势在承接海外产业转移、引进外资、培育孵化新产业等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园区建设十分迅速,形成了国家、省、市多层级多类型的园区生态系统,是各大区域及城市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但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园区传统的低成本优势面临边际效用递减挑战,已难满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要求。为此,应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激活转型动能,深化管理专业化改革,从而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     

中美贸易争端对东亚经济体的影响——基于中国出口增加值的研究

本文基于双边贸易出口增加值的分解方法,利用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提供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增加值的变化趋势,并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第三国增加值的作用。研究表明,1995～2017年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来自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增加值呈现出先快速上升、后逐渐下降并趋于稳定的态势,同时亚洲经济体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增加值要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增加值,表明中国不仅已经开始进行产业转移,而且对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产业的影响要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通过承接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转移日益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并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二是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其他亚洲国家的产业转移日显重要。因此,中美贸易争端将会给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但所谓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或者"去中国化"是不可能的。     

盗窃罪中“数额较大”的认定规则

“数额较大”的认定是盗窃罪定罪量刑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司法解释采用了数额属性多元化的认定方法,既缺乏理论基础,也难以有效指导实务。司法裁判虽倾向于重视处罚的实质合理性,但并未形成统一的认定规则。通过梳理不同立法例下“损失”要素的定位,可以形成“占有转移”与“财产损失”两种视角下“数额较大”认定的理论方案。基于整体财产保护理念的以客观实质损失作为认定基准的方案,存在忽视我国刑法不同条款对“数额性后果”表述上的差异、对司法实践的认识以偏概全、不能妥适处理轻微实施盗窃的出罪等问题。相对而言,立足个别财产保护思想、以占有转移数额为基础,同时考虑主观指向数额的方案凸显了主观要件对不法和责任的制约,能周延地应对各种案型,值得肯定。该方案的具体规则是:先确定基础性数额即占有转移的财物价值“较大”,以此作为数额上限,再考察故意、排除意思、利用意思等主观要件指向的数额,各数额均需达到“较大”,最终的“数额较大”,是经此多种数额共同认定的结果。     

纳税基本义务的宪定价值及其规范方式

不同于基本权利,基本义务有其独特的逻辑结构和话语体系.纳税基本义务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公民纳税法律义务的宪法设定,同时作为宪法委托,构成立法者制定税收法的宪法依据.纳税基本义务并非自然义务或道德义务,而是宪法确立的法律义务.宪法上纳税基本义务具有不同于法律上纳税义务的本质特征和规范效力,其构成判断法律上纳税义务合宪性的标准.我国公民私有财产权受法律保护的宪法规定,为纳税基本义务确立了正当性的宪法基础.纳税义务的正当性基础并非基于国家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进行的强制而在于纳税人的同意,表现为由纳税人参与的民主机制,由税收立法的议会保留形成的征税者与纳税者之间的契约.如果没有宪法依据,法律甚至行政命令可以直接规定公民的纳税义务,征税权就会演变为缺乏制约的专断权力.因此,纳税义务法定的基础是纳税义务的宪定,税收法律保留的前提是税收宪法保留.     

习近平: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随着越来越多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一些地方出现了工作重点转移、投入力度下降、干部精力分散的现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屡禁不止,数字脱贫、虚假脱贫仍有发生,个别地区“一发了之”“一股了之”“一分了之”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部分贫困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这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各省区市都层层签了军令状,承诺了就要兑现。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上上下下必须把工作抓得很紧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