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与“立”: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历程与现状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是先破后立,即以私有化为开端拉开其社会转型的序幕,在经过十余年的痛苦反思和屡受挫折后又将“和谐社会”作为其社会转型“立”的思想基础。它是破得彻底,立得艰难。总结归纳中国、俄罗斯本土和西方学界研究成果、梳理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历程和现状,使我们对社会转型“破”与“立”的严重脱节是其社会转型代价沉重的内在根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中国社会原型与转型的历史分析

社会原型研究是社会转型研究理论根基的历史追问.和合本位、仪礼本位、宗法本位和土地本位构成了中国社会原型,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石和母本,在"历史时空"的延续和发展中,由于民族文化的融合及外来文明的冲击,其表现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异,但中国社会的"基因"没有发生实质性转变.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社会原型转型的重要外在因素,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四大标志构成了社会原型的四个阶段.     

论关东文化选择及其对区域经济的意义

“关东文化模式”包含了制度性依赖、外来性促进和官本位的基础 3个因素 ,这 3个方面既促进了昔日东北区域经济的辉煌 ,又是今日“东北现象”的内在根源。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基 ,要重振东北经济必须改造“关东文化模式”。特别要剔除其制度依赖性、人际关系网过于浓厚等糟粕 ,以流动代僵化、以变革促发展、以破旧来迎新是东北文化改造的出路     

道义诉求与中国社会福利理念嬗变的价值底线

政府出面"通管天下",是中国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传统社会福利政府责任理念是与中国传统的道义追求分不开的.由追求社会福利"道义责任"而引发的社会福利"道义理念"有很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基础.道义作为文化心理结构构筑了政府道义责任的精神内涵,以道德力量作为支撑的道义责任又构筑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     

“天下”视域下的中国社会

作为社会观，天是人格化的、有德行的实体，是传统中国一切社会法则和价值的来源。由“天”延伸出了“天下”，并形成了举世唯一的天下观，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定了方向。古代天下观的核心内容是中心文明与外围蛮夷的区分。在天下观基础上形成的“天人合一”而导致的威权主义、集体主义及大一统的社会局面成为贯穿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一条红线。“自然”的天下观变化是主导中国总体性社会变革的直接根源，而扎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人文”天下观是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形成的思想基础。     

浙江精神的结构及其价值观涵量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指出,从事件与关系的内在一致性上分析,各文明古国未生成普遍应用的公理系统,如中国的史学、印度的政治思想、西方以外的音乐艺术、建筑、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权力机制,都不如西方那么严密、合理.西方独具宗教观、经济生活、技术、科学研究、军事训练、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化特征,尤其是能够采取理性化行动类型的社会精神气质.     

长三角区域社会突发事件的特点与演化根源探讨

当前长三角区域社会突发事件的特点既有全国共同的诸如生成不确定性、演化突发性、成因复杂性与频繁性、外显时空性与演化性等基本特征，又体现出自我的一些特性，具体有：社会突发事件在长三角以区域性的形式表现出来；政治性的突发事件少，社会性突发事件多，且突发事件信息扩散的速度加快，突发事件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突发事件的危害性呈增长态势，突发性事件的种类越来越多；社会安全形式严峻，各类突发事件影响增大；宏观经济性的突发事件成为主体，自然性和生产性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增大；社会性突发事件的演变与政府作为不当有密切关联。     

俄罗斯“突变性”社会转型模式生成根源分析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模式具有转型路径的“突变性”、治理体制的个人集权与地方分离主义并行发展性、社会发展的间断性与跳跃性共存以及发展方向“西化”与“东方化”摇摆不定性等特点。这与俄罗斯独特的区域地理环境、独特东西文明交融而成的文化、独特的国民性格和民族意识有密切的关系,任何西化或东化的模式照搬都不适用于它。     

社会政策成立的依据与实践的可能性--吉林省大学生对教育部"禁令"的态度的调查

本文通过调查发现教育部"禁令"作为指导高校学生行为的重要社会政策对大学生的校外租房有明显的约束功能,但它未能充分考虑到当代大学生追求个性化自由的思想状态和学生宿舍条件的相对不完善性;大部分学生都认为此"禁令"具有约束性,但由于此"禁令"也未能充分考虑到不同学生群体的不同要求和学生宿舍的条件,于社会政策层面而言,其合法性面临了一定程度的危机.     

“社会福利社会化”的逻辑误差析论

学界所热衷探讨的社会福利社会化具体有三个方面的逻辑误差,表现为国家福利抑或社会福利概念的逻辑误差、杜会福利的共享抑或独受理念的逻辑误差、社会福利实现手段和目的实践上的逻辑误差.不加区分地片面倡导社会福利社会化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中的人民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最终目的,我们不能因为目前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社会福利问题而强化社会福利社会化,国家责任主体地位仍然必须加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