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重在处理好关键矛盾和关系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乡镇、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是团结带领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坚强战斗堡垒。本文阐述了当前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重点处理好的关键矛盾和关系。     

政府与市场：建构新型的伙伴关系——斯蒂格利茨经济学说中的政府理论评析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确定政府职能的理论前提 ,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不同主张 ,深刻影响着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和方法。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 ,立足于美国的现状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 ,以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为分析前提 ,重新审视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论述 ,提出政府与市场之间应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的模式。本文试通过分析斯蒂格利茨的政府理论 ,对我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一些现实的借鉴。一、西方经济学说中的政府与市场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上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争论的一…     

关于遵义会议研究两个问题之我见

党史界对于遵义会议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有些问题还值得讨论。本文拟就遵义会议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形成及“遵义会议决议”两个问题再做些探讨。一、关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核心地位的形成众所周知，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就在于它实现了由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党中央向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转变。但是，历史的实际进程是纷繁复杂的，这种转变不是以遵义会议为分界点嘎然完成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①这里所…     

上海郊区私营经济发展之路

私营经济发展是上海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郊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也是上海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依托。     

党在过渡时期领导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党在过渡时期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经验是：要正确处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关系，在紧紧抓住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的同时，使变革生产关系与之同时并举，相互促进；要正确处理需要与可能的关系，从实际出发确定经济建设的规模，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要正确处理重点建设与一般建设的关系，在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的同时，兼顾一般建设；要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发展关系，以重工业为中心，同时用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促进重工业的发展；要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在安排好生产的基础上注意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要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在立足于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广泛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再认识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极大地开启了人们的思路，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解和认识引向深入。以往人们在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时候，往往只说到它的特征，并列举出若干内容，这样人们就只能在一个层面上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正因如此，好多人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     

论廉政建设的领导责任制度

政治责任制度的不健全，是我国腐败现象严重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我国各级领导事实上无须对腐败现象负连带政治责任，因此削弱了他们反腐倡廉的负责精神。只追究腐败分子的责任是不够的，还应追究腐败分子所在的机关的领导的责任。现代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各级领导不仅要廉洁自律，而且必须对其所领导的组织的廉政建设负有连带政治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强大的组织领导力量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     

上海率先实现现代化系列研究之二——世界城市应建世界级市场与市场体系

“购物天堂”通常是构建世界城市的重要要素。未来上海真正的软实力在于与建设世界城市目标相适应的消费和服务。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关键在创造相关条件，首先要成为“消费”和“服务”中心，成为投资者和经营者的“乐园”。上海相关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从营造世界级“购物天堂”及相应综合配套系统方向突破。     

制度不确定与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

转型期的中国正经历着制度的重大变迁,渐进的改革方式为我国带来了长期稳定的发展,但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制度的不确定,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民营企业也受到了这种不确定所带来的冲击。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可以被视为是在这种环境中规避风险、 寻找机遇的一种努力,它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家参政是我国特定历史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现象,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需要配备完善的制度,使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遏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理想型官僚制的二重性--兼论当代中国的"政府再造"

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理论的三个层次的全面剖析,拓宽了研究官僚制的二重性的视野。官僚制在具有纯技术上的优势的同时,又具有僭越自身功能的倾向,造就了官僚组织集理性原则和非理性化倾向于一身的特殊格局。在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的双重作用力之下,当代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面临种种“两难抉择”,进行“政府再造”已成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