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思想根基、主要特性与学科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化表达,作为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知。首先,从思想源流来看,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其次,从理论个性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主要特性包括中国性、政治性与学术性。从学科定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既是法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代表了法治理论谱系中的一种最新形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主要特性与学科定位,既是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前提,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前提。     

The effects of national cultures on two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countries: The case of e-leadership in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creased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has triggered enormous innov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and created positive public value at the managerial, delivery of services, and policy levels. However, these positive outcomes do not automatically accrue simply by adoption of ICTs as public leaders can fail to adopt relevant new ICTs, use them poorly, or use them in ways that actually diminish public value, which raises the ques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e-leadership. This article examines e-leadership and innovation capacity at the individual public manager level and fills in some gaps about the practice and implementation of ICTs in the public sector. We explore eight research questions useful in theorizing about e-leadership, develop constructs of e-leadership, and describ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e-leadership. By comparing e-leadership in two country settings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 als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xisting Western-oriented studies about innovations in the public sector. In addition to the growth of e-leadership use and requirements for a variety of competencies equivalent to, but separate from, traditi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s, we find that national cultures exer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major constructs of e-leadership, which implies that an effective e-leadership strategy should consider cultural contexts seriously.     

略论刑法微课的设计与应用

在“互联网+”时代,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的优势日益凸显。微课以微型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作为一种情景化、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微型在线视频网络课程已成为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标配”。目前,刑法教学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阶段,教学方式单一,教与学的效率都不尽人意。微课具有学习方便、知识点集中、短时长、可视化等特点,对于克服当下刑法教学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刑法微课实效的充分发挥源于对微课的正确认识、科学设计及合理应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正式确立的,但《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此制度的具体规定又都是操作层面的。据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并不能得以阐释。而依据我国《刑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则可以从形式逻辑、实质逻辑以及价值理念三个维度予以充分证成。由此可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系《刑法》中的一种刑罚裁量制度,认罪认罚本质上是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在定罪层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自愿承认不法事实系其所为,即构成"认罪",而无需准确评价自身行为的法律性质并准确识别具体罪名;在量刑层面,"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通过刑法立法的方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部分重叠地整合在一起,以避免"概念混同""重复评价"的错误倾向。     

法学研究目标受众选择的大数据分析

文章为谁而写,是法学研究需要解决的基础性命题。从近二十年约2.5万篇法学核心期刊文章的大数据机器学习分类结果看,我国的法学研究成果呈多重目标格局,其中近三成服务于执法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同时也有为立法者、执政者建言献策的成果。经检验,目标受众类型的选择与论文的传播能力以及获得基金支持的机会之间有显著相关性。这一决定成果影响力大小的机制迟早会被个体习得并不断强化,成为研究者选择目标受众类型的重要因素。该机制良性运转的关键是处理好学者和实践受众的关系,保持学术研究必要的自主性,警惕学术研究在追逐发表、经济支持时被有关主体“认知俘获”。     

浅议《合同法》框架下的智能合约适用问题

智能合约是运行在区块链上能够自动履行合同义务的新型合同,因其具备"自动履行"和"去中心化"等优势,故可降低合同履行成本、提高合同运行效率,但也导致了智能合约难以直接适用现行合同制度的订立规则、生效要件和救济方式等问题。本文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智能合约的运行过程,通过对合同法理论的解释使智能合约与合同制度相契合;从技术角度分析了智能合约的原理与架构,利用技术手段对其进行修正,使智能合约符合《合同法》的规定。     

法律全球化中的刑法现代化——刑法现代化的一个问题

本文探讨了法律全球化下刑法的现代化及其功能的转变问题 ,认为对刑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的本质都须作整体性的反思 ,起码要做重新的定位 ,这应该是刑法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只有那些具有同一化、实体化、可操作性的法律才能成为全球化的法律。作为公法、历来与国家主权联系甚密的刑法 ,其全球化的现实就更为渺茫。但是 ,刑法的全球化是否有必要是问题的核心 ,而不是是否可能。我们认为 ,以人权为核心展开的刑法的功能的转变应该是必要的。     

论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国际国内立法

恐怖活动严重危害国际秩序与安全,需要各国共同努力,联手行动,而健全与完善相关的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要在充分了解国际社会及其他国家惩治与防范恐怖活动立法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相关刑事立法。     

实质的犯罪概念比较研究

在刑法学、犯罪学等刑事法学理论体系中,研究犯罪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犯罪概念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实质的犯罪概念,另一种是规范的犯罪概念。在此基础上,文章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实质的犯罪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实质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先于规范的犯罪概念,实质的犯罪概念的界定与统治阶级的犯罪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即有什么样的犯罪观便有与其相应的实质的犯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