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收入平等的制度基础:主体行为的视角

制度广义上包括个体的思想意识和政府的政策规定。缓解收入不平等,既应注重微观个体的意识重构,又应侧重政府层面的政策设计,因此,从主体行为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涉及制度基础的、追根溯源式的创新性尝试。文章的观点是:第一,缓解收入不平等应遵循一种“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即经济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和可获得的资源禀赋,去实现自由发展;第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低收入者既应合理地看待不平等现象,又应通过积极努力以实现向上流动;高收入者则应有效地降低社会阶层间的心理割裂,同时又应主动地补偿低收入者的资源耗损;第三,政府应设计并遵循“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应搭建经济个体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发展平台。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百年流变探究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与中国发展和中国妇女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可使其更加适合中国妇女发展的国情,契合中国妇女解放的需要,解决我国妇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已有百年历史,在此进程中,随着国情的变化,妇女理论的主题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立足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回答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从何而来、何以可能、向何而去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就需要从党的领导、人的全面发展、妇女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媒介、妇女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分期和妇女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等五个维度,探究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百年流变。     

扎扎实实抓好党员干部党史学习教育

在两个百年交汇节点,以建党百年为契机,面向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鲜明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体现了总书记深邃的理论思维、宏阔的历史视野、深厚的人民情怀、强烈的使命担当,具有很强的时空穿透力、理论说服力、心灵震撼力、现实指导力。     

伟大抗疫精神的生成逻辑

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的力量源泉,其生成有着鲜明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从理论逻辑来看,伟大抗疫精神源自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实践性、时代性的承继和发展。从历史逻辑来看,伟大抗疫精神源自对中华民族抗击灾难的历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红色革命基因的传承和发扬。从实践逻辑来看,伟大抗疫精神源自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斗争的砥砺和淬炼。准确把握伟大抗疫精神的生成逻辑,有助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积极主动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为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智慧和力量。     

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全过程民主:理论渊源、基本认识、当代构建

全过程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的跨越式发展,是优越于西式民主的中国式民主,是人类民主政治的新形态.全过程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进行了扬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其精髓在"全",根本任务是巩固党的领导,核心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全过程民主的当代构建可从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加强培育现代公民文化、推进网络民主健康发展、构建人民民主国际话语权这几点着手,从而开辟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境界.     

"期望—手段—效价"理论视角下的"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 ——基于广东省S市数据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分析

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各地方政府在推行河长制过程中纷纷探索"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的新模式,但各地却出现了政府网络治水参与平台建设之"热"与公众网络治水参与之"冷"的鲜明对比情况.基于"期望—手段—效价"的理论视角,利用广东省S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以及样本河涌的客观数据,构建"个人—河涌—区政府"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河长制背景下,"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受到期望、手段及效价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公众期望中的参与效果评价正面影响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度;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透明度感知、政府回应性和政府营造良好社会治水氛围的力度等政府工具性手段显著驱动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公众对治水重要性的评价能够促进公众网络治水参与.     

政策不作为:基本类型、驱动因素与治理展望

考察并审视政策过程可以发现,公共政策实践中政策不作为现象大量存在。政策不作为是指决策者对社会问题“无所作为”的情况,包括五种类型:有计划的政策不作为、意识上的政策不作为、受迫的政策不作为、不情愿的政策不作为和无意的政策不作为。政策不作为的驱动因素,包括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模式、公共组织的信息病态、政府机构和程序的缺陷运作以及网络结构的不协调和可行性缺乏。基于此,应从政策不作为研究的四个探索方向即识别政策不作为、解释政策不作为、评估政策不作为和治理政策不作为入手,通过对其深入分析,不断丰富和推进政策科学对政策不作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