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不考研成了异类?

“本科阶段也没有好好学习,就学考研的几门专业课,感觉只有到了研究生,真正的人生才算开始。”西南某高校药学专业一位大三学生说。今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457万,比2021年增加80万,增幅超21%;相比2017年,报考人数增加256万,增长1.27倍。沸腾中不断刷新的研究生报名总数及增量,其背后交织着素质升级的动力、“被迫营业”的压力与逃避社会的无力。     

公安情报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应用研究

公安情报在公安机关的日常警务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以公安情报搜集、公安情报分析等最为突出。本文从公安情报的各项应用切入，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分析公安情报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确认身份、排查中高危风险区域、监管重点区域及人员、研判预警、辅助决策、宣传教育等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指出实践中存在数据情报不共享、更新慢、个人隐私存在泄露风险和防控存在“一刀切”现象等问题，提出统一数据标准、强化数据监管、精准搜集研判情报等应对之策，以期通过总结并进一步探索疫情防控的实战经验，为常态化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德国宪法史上的一次二元民主制探索及其思想意义

作为十一月革命产物的魏玛制宪面临着两难困境,革命后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倒逼德国民主化,然而,无论“作为政治观念的民主”还是“作为统治形式的民主”,在德国都缺少历史与社会根基,魏玛制宪能依凭的民主传统与思想资源非常单薄。以民主主义政治理论家普罗伊斯为灵魂人物的制宪者代表德国人民作出一个根本政治决断,即为了德国免于苏维埃化就必须立即建立以议会民主制为根基的“人民国家”。为回应国内反议会民主制的强大政治意见,制宪者又引入全民公投与直选总统这两种准民粹主义民主制。魏玛宪法由此呈现出古典代议制民主与民粹主义民主并置的二元民主制模式。这个模式被认为是魏玛宪法的结构性缺陷和德国首个民主共和政体失败的宪制原因之一。德国宪制史上经历的民主制度与民主思想争锋,作为产生了世界性正反历史影响的典型事态,对当代思考宪法与议会制民主、民粹式民主、防御性民主的复杂关系,界定民主宪制的规范语义场依旧有镜鉴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定量分析方法的内涵、特征及实施策略

大数据的发展与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迈入了大数据阶段。在运用大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及其构成要素进行量化研究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客观性、充分性、动态性以及预测性等大数据特征不断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与大数据分析的融合发展,需要我们树立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大数据思维;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大数据体系;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大数据模型;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大数据价值,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大数据"用起来""大起来""活起来""实起来"。     

擦亮“大练兵”活动品牌 推动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阐释了办好思政课的重大意义,强调了思政课教师的关键作用,明确了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大要求,为推进新时代学校思政课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战场无人化时代开启

无人机作战的意义在于,它将决定战争胜负最重要的制空权、先进的信息技术、精确打击和人道主义理想的战场无人化四大要素综合为一体,从而成为人类战争史上又一个划时代的初步尝试,其意义不亚于1918年8月亚眠会战中,引起富勒关注而被许多人忽视的那几辆装甲战车的成功战例。     

行政决策运用大数据的法治化

当今社会,行政决策高度依赖于信息,而行政机关搜集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直接决定了行政决策的质量。传统官本位思想、层级制的行政体系以及局限于系统内部的信息传递渠道等,阻隔了信息与行政决策之间的互动通道。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有力地推进了两者的互联互通,但大数据为行政决策提供海量信息的同时,又容易出现信息被人为利用、编辑而误导行政决策。为发挥大数据对行政决策的积极作用,立法应从大数据的提取、运用程序以及使用的法律后果上予以规范。只有将大数据的运用置于法治轨道内运行,才能真正实现行政决策的精准和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