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原理与方法:《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话题”格调

但凡工具书,往往是终极关怀式的训诂,教以原理和书本知识。但对于入门读者而言,由于经验缺失,训诂之法往往力不从心,难以达成事功。两千年前战国时期的《公羊传》和《榖梁传》,已经在话题基础上用对话体答问的方式解了《春秋》。今天立法专家们编写的法律释义和答复有类似的格调,西式的教科书常常也大体如此。     

为冬奥会保驾护航的北京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筹办工作涉及诸多领域的权益主体,厘清他们的关系、保障好各方利益至关重要。北京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成立4年多以来,正致力于用最专业的力量为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保驾护航。从筹办备赛,宣传推广到商务谈判,再到创意成果保护……冬奥会的每个环节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收入平等的制度基础:主体行为的视角

制度广义上包括个体的思想意识和政府的政策规定。缓解收入不平等,既应注重微观个体的意识重构,又应侧重政府层面的政策设计,因此,从主体行为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涉及制度基础的、追根溯源式的创新性尝试。文章的观点是:第一,缓解收入不平等应遵循一种“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即经济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和可获得的资源禀赋,去实现自由发展;第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低收入者既应合理地看待不平等现象,又应通过积极努力以实现向上流动;高收入者则应有效地降低社会阶层间的心理割裂,同时又应主动地补偿低收入者的资源耗损;第三,政府应设计并遵循“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应搭建经济个体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发展平台。     

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终身监禁探析——性质、司法适用与两种可能的规定路径

《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终身监禁,其法律性质在动态上表现为"终身监禁是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一种情形的例外规定",在结果意义上表现为"不得减刑、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有些学者将终身监禁表述为一种"特殊刑罚措施",这种"特殊性"应当就表现在终身监禁与死缓制度、无期徒刑执行制度这种动态上和结果意义上的联系上。在重大立功的适用方面,死缓期间犯罪人有重大立功情节,应当在缓期两年期满后减为有期徒刑,但是在无期徒刑执行阶段,终身监禁者不得因重大立功否定终身监禁具备适用的法律依据。终身监禁与死刑的废除紧密关联,在部分废除死刑罪名的当下,应当整合终身监禁与限制减刑的价值功能;在未来死刑全部废除的情况下,可以将终身监禁作为一种独立的刑罚种类予以规定。     

政策不作为:基本类型、驱动因素与治理展望

考察并审视政策过程可以发现,公共政策实践中政策不作为现象大量存在。政策不作为是指决策者对社会问题“无所作为”的情况,包括五种类型:有计划的政策不作为、意识上的政策不作为、受迫的政策不作为、不情愿的政策不作为和无意的政策不作为。政策不作为的驱动因素,包括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模式、公共组织的信息病态、政府机构和程序的缺陷运作以及网络结构的不协调和可行性缺乏。基于此,应从政策不作为研究的四个探索方向即识别政策不作为、解释政策不作为、评估政策不作为和治理政策不作为入手,通过对其深入分析,不断丰富和推进政策科学对政策不作为的研究。     

铁肩担道义 忠心铸法魂

我从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古称“上党”的长治市,步入梦寐以求的法治殿堂--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11年以来,我怀抱着对法律的虔诚之心,秉持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和正义的法律信仰,与违法犯罪活动斗争到底,为平安中国建设而努力。     

“相见”不“相识”:公民参与反腐败的认知梗阻及其克服——基于G市百个村(居)的调研

推进基层监察体制改革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G市百个村(居)的调查资料，对村(居)民监察认知的现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村(居)民监察认知存在关注程度不高、了解程度不深、参与积极性不足，但满意度较高的认知梗阻。其中，对关系壁垒、宣传方式、腐败生态是影响监察认知水平的关键因素。基于此，应通过重视社会资本的“感染”效应、创新廉政政策宣传内容和方式、培育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等方式克服公民参与基层反腐败的认知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