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在澳门基本法制定与实施中的作用

1982年宪法是制定澳门基本法的依据,也是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保持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从1988年9月起草澳门基本法开始,到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并实施基本法以来,共和国的宪法精神像血液一样融入到澳门社会的各个领域,为澳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法基础。澳门回归20年的实践充分表明,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澳门新宪制秩序的背景下,澳门特别行政区展现了开放、多元与活力,为“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在回顾澳门回归20年的历程时,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共和国宪法的历史方位与时代精神,对澳门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当然,未来“一国两制”的实践也会遇到新挑战、新问题,但只要我们坚持“一国两制”的初心,坚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继续以宪法和基本法凝聚社会共识,澳门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宪法与民法典关系的四个理论问题

从宪法角度和法律三元分类角度看,民法典将基本民事主体表述为"公民"比表述为"自然人"更合适。各国宪法差异决定中国民法典表述基本民事主体不能复制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就性质而言,民事主体内部关系的内容是权利与权利,应避免使用"权力"之类术语来定义其内部组织或描述其功能。在数字化时代,民法典应着力保障在数字化背景下备受威胁的个人隐私权,促进民事主体实质性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但不宜承担公法功能。     

论伪实证主义——试析福斯特霍夫公法学方法论

德国行政法学家福斯特霍夫将宪法解释为纯技术性的法治体系,从而抽空宪法价值内涵;从社会实证角度研究行政法,赋予当代行政生存照顾职能,但过于强调行政的价值实现和自主构建,造成行政法脱离宪法监督,破坏了整体法治。总结福斯特霍夫的公法学方法论有益于加强对法治国、社会国背景下公法学研究方法的认识。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宪法实施中的创制行为及其界限——以“辽宁贿选案”为例

“辽宁贿选案”发生后,该省人大常委会无法正常开会履职。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筹备组,代行该省人大常委会的部分职权。这被认为是宪法上的创制性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创制超出了宪法文本,不是宪法解释行为,也不是宪法续造行为,而是宪法建造行为。政治主体在面对宪法僵局时主动实施宪法,建造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内容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内涵,有效解决僵局并发展宪法。这并非孤例。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曾在“总理辞职案”中进行过创制。创制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前提是出现了必须创制的环境、没有可直接适用的宪法规则,方法是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政治选择,形式是发布决定而非立法。创制具有宪法法律界限和合理性界限。政治主体要选择恰当的宪法原则和制度进行创制,所创制的内容要符合比例原则。创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掌握的一种新宪法工具,表明我国宪法实施具有政治主体与宪法互动的特征。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宪政经验述略

清帝逊位之初十几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围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斗争史。国民党试图凭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现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袁世凯或明或暗地破坏该法，欲使中国社会回归传统，让自己君临天下。然而，最终双方都以失败而告终。何也？在袁世凯，大概因为封建传统思想严重，过于迷信武装的力量和政治手腕，以至于公然逆民意和历史潮流而动，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国民党，大概因为没有真正接受宪政文化的洗礼，没有彻底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时局的把握也不够准确，以至于不知不觉地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八二宪法的人权逻辑——以三十年社会变迁为背景

以现实的社会条件为基础,1982年宪法形成了以发展性、时代性、中国性为核心的人权逻辑主线。随着三十年来我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1982年宪法的人权体系也在不断地扩充与演进,由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直接需要与成果的经济权利的凸显,到具有普适性人权价值的确认,再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即广义社会权体系的完善。在当下,公平享受发展成果,权利的平等保障是1982年宪法人权逻辑的最核心命题与最终极价值。     

日本社会对华心态析论

中日关系被认为是中国与20多个邻国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尽管中日关系大体上是好的,但是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矛盾.为此,本文从中日双方角度对两者之间矛盾的表现及其原因进行分析,进而分析日本失衡的民族心态与当前日本消极民族主义的郁结.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在如何处理中日矛盾问题上,除了事关两国政治基础的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之外,对于双方之间不断涌现的具体摩擦,我们应该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原则,一切服从于国家"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发展战略的大局.     

美国1787年宪法背景探析

美国1787年宪法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文章从人的特定性与发展历程的特定性两个方面分析了该宪法产生的独特背景.从人的特定性上看,它反映了清教徒的现实主义精神,又体现了制宪者的阶级属性,即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蜕变;从《独立宣言》制定者到《宪法》制定者历史地位的迁移;实现自由的向往者向自由的实践者飞跃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同时也对发展历程的特定性从中央与地方及中央政府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     

谢长廷以“宪法”为主轴的两岸政治关系论述评析

谢长廷以“宪法”为主轴的有关“宪法一中”、“宪法共识”、“宪法各表”等两岸政治关系论述既有许多值得肯定之处，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局限。其值得肯定之处主要表现在：是民进党阵营中相对务实、理性的政治主张；是他长期以来深度思考的心得汇整；是试图打开民共僵局的积极尝试；是化解台湾内部蓝绿对抗的有益探索；是摆脱绿营“逢中必反”思维的建设性主张。其问题与局限主要表现在：并未接受“一中”框架；并未放弃“台独”立场；带有折衷主义和模糊主义的双重色彩；论述逻辑有欠严谨和规范。今后谢长廷先生有待于从内容和逻辑两个方面对其论述加以进一步修正或完善，使其论述早日成为一个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所裨益的论述。     

中国宪法研究问题域的区分与解释

中国宪法研究的相关成果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对这些问题加以审视,可以认为学术逻辑链条的断裂与跨越是导致问题的主因。如果从中国宪法研究所应关注的问题域入手,就可把问题域区分为"基本与内生问题域"、"扩展问题域"和"实践问题域"。"基本与内生问题域"主要解决中国宪法研究所要处理的概念问题,"扩展问题域"主要解决基本与内生概念内涵的丰富与拓展问题,"实践问题域"主要是对"基本与内生问题域"和"扩展问题域"的应用及在应用过程中对之进行调整和矫正。三个问题域的先后顺序与彼此关系构成了中国宪法研究所应遵循的学术逻辑链条,同时,也只有在三个问题域之间形成良性的动态关系,才会保证中国宪法研究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