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试析地方性法规立法后评估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湖南省<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立法后评估为例

立法后评估有助于了解立法实际成效,提升立法水平。长期以来,人大和政府都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和努力,并且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以《湖南省<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立法后评估实践为例,透过对立法后评估的基本现状及其问题的反思,我省的地方立法后评估工作可从深化对地方立法后评估重要意义的认识、建立健全地方立法后评估的常态化启动机制、强化公众参与和沟通、善加利用法律大数据等方面进行完善。     

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公共卫生立法:打造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法治疫苗”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举国抗疫成为2020年的鲜明底色。坚持以法治方式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公共卫生立法成为贯穿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立法工作的主线之一。     

地方创新性立法的限度及其规范化

地方创新性立法是推进地方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手段,鼓励地方立法创新是完善我国立法体制的应有之义。为实现地方创新性立法的规范化,应明确地方性事务的判断标准,引入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立法决策量化论证。     

中韩房屋租赁制度之比较——以韩国《住宅租赁保护法》为中心

目前中韩两国人员交流日益频繁,他们大多数是通过租赁房屋方式在对方国家生活。因此,了解中韩两国房屋租赁立法的异同,有助于预防和解决因对彼此法律制度认识不同而造成的纠纷。中国合同法中规定了"买卖不破租赁"制度,出租人和承租人合法订立房屋租赁合同有直接影响第三人权利的效果。韩国法将传贳权规定为一种物权,并在此基础上规定了登记租赁权。韩国为了有效地利用传贳制度,保护承租人的利益,专门制定了《房屋租赁保护法》。     

发达国家的"监管影响评价"及其评析

在过去的20年中,监管改革聚焦于改善监管质量。作为智慧监管的重要工具之一,"监管影响评价"已成为国际监管决策领域的热门实践和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积极倡导"监管影响评价"的理念,给"监管影响评价"提供了组织保障,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积极推行"监管影响评价"。"监管影响评价"通过严格地检查一系列可选政策方案的影响和结果,给决策者提供是否和如何监管而达致公共政策目标的关键信息,试图在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同时设计出最正确的政策方案。"监管影响评价"实践背后有四种理论逻辑:授权、民主治理、理性决策和象征性政治。"监管影响评价"是循证决策过程的一部分,对于推进我国监管决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发达国家"监管影响评价"的实践经验,我国公共政策制定应该在决策方案选择上坚持理性导向,将"监管影响评价"内化为政策决策流程,增强决策部门间协同决策的能力及决策人员科学决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