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量刑程序的改革

量刑程序的改革正在我国法院试点并推进,为了促使这一改革健康深入地进行,关注程序改革面临着的系列理论分歧。笔者从量刑规范与量刑程序的改革孰重、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是否完全分离、被害人是否参与量刑、量刑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率如何兼顾四方面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以探求真正适合我国的量刑程序改革之路。     

量刑程序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进行的量刑程序改革自2010年10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试行以来,已经近一年的时间。如果从酝酿、局部试点到在全国部分法院试点算起,这项改革已经历时6年有余。实践表明,量刑程序改革不仅对我国刑事司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弥补了现有刑事诉讼立法的不足,拓宽了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领域和视野。适时对量刑程序改革进行回顾与总结,并立足长远谋划下一阶段的工作,对于推动有关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量刑程序问题、规范量刑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量刑程序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目前,由最高法院所推动、各地法院所试点的量刑程序改革,正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和挑战。走出这种困境的主要出路在于通过建立控辩双方的诉权制约机制,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公开、透明和对抗式的诉讼程序的制约。为此,应当改变那种数量化的量刑制度改革思路,使得量刑信息的全面性、准确性在对抗化的法庭审理中得到检验,使得量刑情节对于量刑裁决的影响也得到恰如其分的法律评价;同时,量刑程序改革还应注意避免量刑程序的公开化的改革损害定罪程序的公正性,防止量刑程序改革可能带来诉讼效率下降的问题。     

论量刑规范化改革

《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实施,使量刑规范化改革活动在全国开展开来。这一改革将进一步规范量刑活动、规范法官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引入量刑建议,增强了法院量刑公开性与透明度。量刑规范化改革,将会对法院的裁判、检查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和律师的辩护权产生积极的影响。     

浅议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

2010年10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开始全面进行量刑规范化改革试行。从最高人民法院最初指定的120多家试点法院试行到现在的全国试行,这一改革成为中国刑事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依据现行法律的规定,我国在量刑领域留给刑事法官较大的量刑自由裁量权,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比较严重。为了统一量刑标准,规范量刑程序,保障量刑公正的目的,我国进行了＂量刑规范化改革＂。本文从三个方面浅议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相关内容。     

量刑方法的理解与适用

规范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简称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中央确定的重要司法改革项目,也是《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重要内容,是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焦点问题。自2010年10月1日起,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在全国范围内试行,量刑规范化改革由部分法院试点正式走向全面推广适用的阶段。在此项改革全面试行将满一周年之际,本期特别策划量刑规范化改革研究专题,深度关注量刑规范化改革动态,以期有力促进改革成果的正确理解和有效实施,从而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服务审判、指导实践的作用。基于此,本刊特邀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项目组成员、刑三庭陈学勇审判长和项目组成员、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李玉萍研究员撰写专门文章,围绕量刑规范化改革所涉实体和程序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澄清模糊认识,明确改革思路,促进量刑公正。现呈上陈学勇审判长撰写的量刑方法的理解与适用、李玉萍研究员撰写的量刑程序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以及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李生龙副院长等同志撰写的规范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基本方式等三篇文章,以飨读者。     

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理想模式

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量刑程序如何设计是当前量刑规范化改革试点过程中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在司法理论和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的模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和隔离的量刑程序模式。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的在于使量刑过程程序化、公开化,从而实现量刑公正,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针对被告人不认罪案件,建立理想的量刑程序模式,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有效地分隔开来,有利于达到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的。     

量刑规范化改革背景下关于司法社会调查主体的思考

2010年10月1日,量刑规范化改革在我国全面推进。独立、有效的司法社会调查报告是量刑程序能够真正独立起来的必要条件。在前期量刑规范化改革试点的过程中,各地法院使用的司法社会调查主体不尽相同,同时也呈现出各类司法社会调查主体的优势与不足。本文中,在梳理各地法院司法社会调查主体现状的基础上,从司法社会调查工作的内在属性出发,分析了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司法社会调查的专业优势。     

芜湖量刑程序改革试点顺利结项

本刊讯2011年7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和安徽省芜湖市两级法院共同开展的量刑程序改革试点项目结项会议在芜湖召开。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实务界和学术界的许多专家参加了这次会议，     

被告人参与量刑程序问题研究

近几年的量刑程序改革一直把重点放在检察机关与法院活动的变化上,却忽略了被告人对于量刑程序的参与。被告人参与到量刑程序之中不仅能有效地制约法官量刑裁量权的行使,其本身的参与也正是程序正义的重要表现。刑诉法的修改与"两高三部"颁布的量刑规范意见一同为被告人参与到量刑程序中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基础。被告人积极参与量刑证据收集时,法检也应当履行适当的义务。同时法院对量刑程序应当适用变通的证据规则与证明标准,这样才能使被告人真正参与到量刑程序中来,并有效地促进量刑公正。     

论传统司法对量刑规范化的启示——以刑事被告与被害人的关系为视角

当前,量刑规范化的试点工作已在全国推开。科学确定各种常见量刑情节及其对基准刑的调节幅度,为最高法院补充、完善各种量刑情节的适用提供参考,是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重要责任。本文以刑事被告与被害人的关系为视角,从中国传统司法的成功经验中,梳理出三大原则,即亲属伦理原则、责任分配原则、补偿原则,发现其对合情合理合法地处理各类刑事案件,实现量刑公正,树立司法公信力,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和智慧。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于当代司法的进一步完善,必大有裨益。     

中国量刑程序改革：误区与正道

对抗化的量刑程序改革试点效果不尽如意,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制度改革所赖于支撑的理论根据。该理论认为,量刑制度的主要问题是量刑程序不公正,解决之道是借鉴英美模式,建立对抗式量刑程序。然而,真正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乃至广泛质疑的是量刑不均衡与量刑僵化问题,这主要是实体法问题;认为英美法系在传统上采用对抗式量刑程序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英美法系量刑制度与实践的误读。未来的量刑制度改革应以实体性改革为主,程序性改革为辅;而在量刑程序改革方面,不宜大改,可以小改或微调。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1999年度公诉案件量刑的分析研究

据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朝阳区法院作有罪判决的案件统计分析 ,罚金刑基本上是并科适用 ,并未减少自由刑的适用。没收财产刑适用极少 ,应以罚金刑取代之。管制刑实际上闲置 ,可用缓刑实现管制刑功能。影响量刑的相关因素中 ,户籍地因素的作用值得研究     

罪刑均衡的司法考察

司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则通过责任要素的介入将报应主义下的罪刑均衡与目的主义下的刑罚个别化原则结合起来 ,表现为责刑均衡 ,实现了量刑原则由一元向二元的转变。在罪刑均衡原则的实践过程中 ,定罪与量刑是两个密切相关的范畴。准确定罪始终是公正量刑的前提 ,但量刑对定罪亦有不可忽视的反作用。当前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量刑趋重与量刑偏差较大等问题 ,制约着罪刑均衡原则的充分实现。对量刑偏差问题 ,比较现实的解决方案是将各地量刑经验汇总至最高人民法院 ,在学者的参与下确立起个罪的量刑基准 ,并逐步建立起适度的遵循先例制度 ,以实现量刑的统一。至于量刑趋重问题 ,它是我国刑法文化形态的外在表现 ,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观 ,但司法依旧可以有所作为。     

论集中审理原则与合议庭功能的强化——兼评《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

集中审理原则是现代审判程序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内容主要包括 :一个案件组成一个审判庭进行审理 ;法庭成员不可更换 ;集中证据调查与法庭辩论 ;庭审不中断并迅速作出裁判。我国立法尚未规定集中审理原则 ,为了强化合议庭的功能 ,我国急需确立集中审理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体现了该原则的精神。应进一步建立法官、人民陪审员更换与庭审更新制度 ,实现证据调查与法庭辩论的集中化 ,并应实行审判合一以及提高当庭宣判率。     

法律解释如何统一——关于司法解释权的法律统一解释功能的思考

目前我国宪法解释权以及法律统一解释权处于一种权力真空状态,人们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填补这一权力空白.然而根据我国宪法所规范的国家权力结构,最高人民法院是无力承担起这一重任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统一解释功能是有限的,只能统一各级法院的审判解释.我国的司法改革应着眼于通过构建合理的审判制度、判例制度以及合理划分最高人民法院与各级法院解释范围,完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统一解释功能.     

论证据意义上的事实

研究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有助于准确把握事实与事物,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准确理解与把握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定首次明文确立的证据裁判原则、意见证据排除规则。事实与事物既有同一性又存在明显差别。事物是事实的载体,事实是事物现象的表述;事物会发生变化,事实却不会变化,事物的变化导致产生新的事实;事物的反面是无,事实的反面是假。案件事实不同于证据事实,案件事实不是适用法律的依据,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才是适用法律的根据;案件事实的存在形式不受限制,无法被消灭,却有赖于证据证明,证据意义上的事实不仅存在形式和表现方式要受限制,而且还可能被消灭;证据意义上的事实除了具有客观性特征外,还具主观性特征。证人证言中的事实与意见的界定,以及确定证人证言意见性陈述合乎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的方法,证人根据专业知识就专业问题作出的评论与判断意见性陈述应具有证据事实属性。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分类精准”模式之提倡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应有之义,对于认罪认罚案件而言,检察机关提出精准量刑建议是量刑协商的根本要求,不仅不会侵犯审判权而且有利于审判权更加合理地行使,为实现审判中心主义创造条件,具有正当性基础。精准量刑建议包括确定量刑建议和"最小化幅度"量刑建议,按照认罪认罚案件的不同类型,遵循比例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之间的制约与被制约关系,并根据量刑建议精准化程度与程序简化力度之间成正比、与案件重大程度成反比的关系,构建出"分类精准"模式,分为速裁程序及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简易程序案件的确定量刑建议、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五年以下简易程序案件的确定量刑建议为主"最小化幅度"量刑建议为辅等五种类型。检察机关分类测算精准量刑建议时,在量刑基准上应坚持责任优先主义,根据行为的不法与罪责确定责任刑,并采取"点的理论"确定起点刑和基准刑,把认罪认罚作为独立的预防刑情节予以考量。通过建立与"分类精准"相适应的量刑指南、量刑协商、量刑建议说理、量刑调整等机制,提高量刑建议精准化水准。     

The Evolution of the Determinate Ideal of Sentencing: An Illinois Case Study

The past two decades have witnessed enormous changes in state sentencing structures. While many of the fundamental tenets of the determinate sentencing reform movement have changed since the 1970s, one bedrock principle has remained constant: the belief that the sentencing power of post-conviction administrators must be curbed. Yet, in many jurisdictions, the goal of the reform movement has been frustrated as sentencing discretion has merely shifted from parole boards to prison official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case study from Illinois to illustrate how institutions' adaptive responses to externally imposed reforms can enlarge the gap between the rhetoric and the reality of public policy.     

论量刑程序证明模式的选择

量刑事实作为案件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否得到全面、准确的调查,取决于量刑证据的适用。要确定量刑程序适用的证据规则,首先要确定量刑事实应该采用的证明模式,证明模式的选择事关量刑裁判的公正性、科学性,是量刑程序进一步改革所面临的实践难题,也是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对法定量刑事实采用严格证明模式,对酌定量刑事实采用自由证明模式,符合法律的现行规定,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