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和警学研究的拓荒之作──评《中国古代治安简史》

《中国古代治安简史》是填补史学、警学空白的拓荒之作。它站在古代治安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高度，初步构筑起“中国古代治安史”的学科体系。纵览中国古代史，正是高度发达的文明孕育了发达的治安，而发达的治安又保卫了文明的高度发展。读一读《简史》，有助于打开眼界，匡舛纠谬，增强信心。     

对古代治安的理论思考

治安，从古以来都是国家机器的行政职能。在古代，保卫皇权、保卫私有制是治安任务的核心。随着国家安全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和政权建设的发展与强化，中国古代治安呈现阶段性变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稳定起了强力的粘因保障作用。作为理论形态的古代治安，以古代国家的治安事业和治安成就为其阐释对象。对中国古代治安的理性扫描有三个层面。第一，法理层面：指国家的治安思想、治安法理、治安方略的理论基础。它为历代治安定向定性。第二，体制层面：指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安全机制和国家行政体制基础上的治安体制。它研究的是国家警治禁卫安全力量的组合配置方式与运作模式。第三，操作层面：指历朝历代的治安法规建设和治安业务的实际展开，以及所采取的治安措施、经验积累和实际收效。     

评《中国古代治安简史》

陈鸿彝教授的《中国古代治安简史》,在划定中国古代治安史的研究范围、勾勒中国古代治安史的发展和线索、阐述中国古代的社会安全机制等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该书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理论运用等方面还存在较多缺憾。要想深化中国古代治安史的研究 ,还必须循序渐进、加强合作。     

清代京师治安防务机构步军统领衙门述略

我国古代历朝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国都的安全,建有治安机构。清代同样如此,它在以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于京师(北京)设立了步军统领衙门,统管着京师八旗的步军和京城绿营的马步兵(即巡捕营),专掌缉捕盗贼,稽察奸宄,维持治安,巡视民情、消除火灾等项工作,对维护京师安全和王朝统治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设官、兵额及所管事务清初,设步军统领1人,左右翼总尉各1人,以及步军校、笔帖式诸官员,专管统辖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步兵,定为二品衙门。到康熙十三年     

以开放为先导 联手振兴长江经济带

一、一场跨世纪的“长江战役” 古往今来,大江大河都是孕育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发源地和生命线,流域经济已构成国土经济和一些跨国经济的主干,流域文化已成为许多民族文化的母体。古代社会的四大文明——华夏文明、巴比仑文明、埃及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是流域文明;当今世界的经济文化发展也离不开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现代社会的流域经济发展不同于古代流域经济的最大特点,在于通江达海、走向世界。谁先冲出内陆、走向海洋,谁就能“先发制人”,取得主动权,就能率先实现从封闭型农业社会到开放型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就能率先“脱贫致富”,建成高度发达的文明富裕社会,甚至能创造征服和掠夺穷国、称霸世界的“海洋文明”。     

安全,还是秩序——治安理论与实践之上位概念分析及选择

治安理论与实践的上位概念或核心范畴———能够规定、衍生治安学基本概念的范畴———是国家关于治安价值、政策、制度、策略、工具选择的理论逻辑起点。治安学理论研究状况凸显了我国治安学界在理论治安学构建方面存在的最需要关注的缺陷———治安学思想始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上位的核心概念。安全是主体对客观的安全状态的反映。治安学论域的安全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与自然的非危险关系———社会安全关系,其典型结构形态是社区安全复合体。治安秩序是由国家安全政策、治安行政和刑事法律、法规所确定和协调的以社会、社区安全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的外显形态。安全是秩序的实质内容,秩序是安全的规则形式,安全与秩序具有共在性。安全关系是治安领域固有的唯一的自变量,是划分治安秩序边界的根本依据。社会共同体及其主体间的安全关系行动有圈地自守型、攻城略地型、分工协作型和和谐发展型四种基本类型,分别决定着各个层次不同的治安秩序运行形式。     

我国治安拘留所的性质、任务及工作原则

文章介绍了我国治安拘留所的性质、工作任务及工作原则。治安拘留所是国家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执行行政处罚的机关,在性质上与看守所、拘役所有着严格的区别。必须遵循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依法管理、文明管理的原则,做好治安拘留所的管理和对被拘留人员的教育工作。     

云南古代白铜考——兼谈《本草纲目》、《天工开物》中关于白铜的误释

古代中国高度发达的冶金技术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白铜是一种铜镍合金，为我国首先发明使用并传入世界各地，其发明是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杰出成就，在世界化学史和冶金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①白铜的发明年代已无史料记载，但许多文献均公认云南是白铜的故乡。古代云南白铜...     

共享单车对社会治安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共享单车的迅速流行和广泛使用解决了短途出行问题,但与此同时也引起了许多社会治安问题。各种不文明用车现象和违法用车行为严重,一些不法分子企图利用共享单车实施新型犯罪活动,此外未成年人的骑行安全也存在重大隐患。这些问题反映出当前我国的治安管理制度、规范尚存在滞后性,公安机关对于新型犯罪治理的难度大,同时对新兴商业模式的监管力度也有所不足,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提出新的挑战。为此,应当从改进公安机关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模式、加强公安机关监管力度以及与其他部门、社会力量的协作等方面,进一步发挥多样化治安规范作用,提高治安专业化水平,从而消除共享单车给社会治安带来的负面影响,化解共享单车发展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之间的矛盾,为实现共享单车治安效益和社会效益最优的目标提供有益借鉴。     

试论治安管理学

在我国,治安管理学尚在形成中,许多理论问题有待探讨。本文试就治安管理学的概念、对象、研究方法和意义作一概述,以就教于前辈和同行。一、什么是治安管理学治安在我国古代是指国家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最早使用“治安”这个词的是西汉的贾谊。他在一篇向皇帝的上疏中,陈述了当时社会政治的流弊和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方略,其名叫《治安策》。现代治安是特指符合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并由其法律所规范的一种社会秩序,即社会治安秩序。治安管理,则是公安机关依法从事的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行政管理活     

落实《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之我见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是规范和加强单位内部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依据。认真落实好该条例,对搞好单位安全防范,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公安机关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内保工作,加强和改进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机构建设,突出派出所在内保工作中的作用,增强治安防范的能力。     

学校治安权刍议

学校治安权是指学校为了保障校内师生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在经营、管理的校园范围内,对进入其中的人员的行为进行控制的权利。我国应立法赋予学校保卫人员有限的治安执法权,将学校治安权适当扩展到校园周边,赋予保卫人员一定的警械使用权,以确保校园安全。     

“双保“破解农村治安问题

改革开放,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日渐加快。伴之而来的各种矛盾亦纷纷显现,农村治安形势日趋复杂,农民群众对安全的需求亦凸现。目前,派驻农村警力不足状况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根本改观,一些农村治安联防队、治安巡逻队等队伍起不到长久稳定的治安作用……发展农村保安,开拓农村保安服务市场,势在必行。本刊对此进行选题策划,展示了保安派驻农村乡镇的不同模式和经验做法,期望为各地保安服务公司拓展保安业务提供借鉴。     

软权力视角下的治安文化探究

众所周知，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构成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发挥维护社会安定，保障国家安全，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等重要作用。治安与文化在本质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治安文化则是两者紧密结合的衍生物。把治安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充分挖掘治安的软权力资源，赋予治安文化以先进的治安价值内涵和强烈的感染力，利用先进的传播手段提高其扩散性，必将有利于治安文化“软实力”作用的发挥。     

我国海上治安灾害事故的成因及其防范

当前我国海上治安灾害事故呈明显上升趋势,预防和处置海上治安灾害事故已成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根据海上治安灾害事故的特点,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探讨海上治安灾害事故的成因,再对症下药提升防范意识、强化监督检查、由政府组建专业团队对海上治安灾害事故展开科学研究,有利于建设并完善海上治安灾害事故防范机制,对于维护海上的秩序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治安体制的孕育

原始社会即有安全管理。随着国家的产生,社会治安管理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经由夏、商,西周三代,中国古代治安从体制上、模式上以至某些具体管理措施上,都走过了孕育阶段。     

把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落到实处

随着高校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为了维护学校的政治稳定,建立安全文明的校园环境,认真贯彻国家教委提出的《关于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几点意见》,高校保卫工作必须从多方面不断提高重视和加强学     

中国古代治安的终结

商品经济发展使明清时代的社会治安出现新的形势。明清统治者无力适应时代的变化，无力实现治安理论、治安实践上的更新，拿不出积极的治安措施来，只能进一步加强其残酷毒辣的统治和镇压。中国古代治安走向终结。     

社区治安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与优化路径

社区治安是社会治理的安全基石。有效建构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关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安治理新格局,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为崭新而高级的治理形态,协同治理成为提升社区治安治理能力的现实选择。以协同治理为理论基础,以SFIC模型为分析框架,可发现我国社区治安面临社会组织自主能力孱弱、协同制度缺位及催化领导不足等现实困境,亟须培育社会治安力量、完善协同制度设计、强化催化领导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协商对话、利益协调、资源共享和协同行动等长效运行机制,推动社区治安协同治理持续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