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络问政公众参与现状的调查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通过对苏州市网络问政中政府与公众参与现状的调查研究和数据统计,分析了目前网络问政在公众参与渠道、公众参与意识、公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政府回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文化、环境、制度和效果等方面剖析了产生上述问题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构建网络问政公众参与机制的相应对策。     

链接市民与城市:超大城市治理中的热线问政与政府回应——基于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时代,热线问政成为超大城市感知城市演变、吸纳市民诉求、回应治理痼疾的新生机制。从政府回应性理论视角探讨了热线问政在连接市民与城市、重塑政府回应性的关键机制,并以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的海量实时数据为例,分析了超大城市热线问政过程中的市民诉求与政府回应之特征及其关系。研究发现,基础民生、基本民生和发展民生是北京市民对城市治理的主要诉求类型,不同类型的市民诉求具有鲜明的时空规律;政府回应在属地和部门分工上均显著存在。Logit回归表明,市民的诉求议题、时空特征、承办单位以及诉求属地的行政面积、人口密度、市民参与、人口复杂度和组织复杂度等,都显著影响着热线问政的政府回应性。     

网络问政节目应为公众所期盼

<正>网络问政节目是拓宽人民群众政治参与、表达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影响地方政府行政决策和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平台。然而,从一些地方政府举办的网络问政节目来看,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形式、轻内容、走过场等现象,不为公众所期盼,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公信度和执行力。对此,各级地方政府和官员应当予以重视和纠正。克服回避心理回应公众关切网络问政节目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同一时空中构建了政府官员和公众面对面对话的公共空间。     

政府回应性框架下的网络问政及治理思路

政府回应性框架将政府组织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将政府回应放在政治、行政、经济与技术等环境中去审视。把网络问政嵌入政府回应性框架之下考察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行政生态环境对政府回应的影响,明确了网络问政在影响政府回应因素中的位置,表明了网络问政对政府的回应性的挑战,为政府如何应对网络回应提供了思路。网络问政建设要注重宏观和微观环境的改善。宏观层面,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微观层面,要对网络舆情监测分析及妥善应对,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回应方式虚拟同现实相结合,回应制度化与常态化。     

“闹大”与“化小”：政务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中的博弈逻辑

"闹大"是民众社会抗争的常见策略,而"化小"则是地方政府与之博弈的常用方法,是由非制度化公众参与引发的策略性政府回应。二者虽然在形式上是对抗博弈,但实质上是合作博弈,最终可能演化为官民之间心照不宣的安排。"闹大"与"化小"是转型期公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治理需求与地方政府有限的社会治理能力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物。在网络时代,政务网络舆情逐渐成为公众"闹大"的惯用工具,而地方政府回应中的利益补偿则是"化小"的重要手段。从博弈本质看,"网络闹大"主要围绕问题展开,是权力约束条件下民众对政策议程设置权的争夺;"舆情化小"则主要围绕网络舆情的降温展开,是地方政府在能力约束下对治理压力的规避。从博弈过程看,民众如何将舆论发展为网络舆情进而吸引政府注意力、地方政府如何应对来自舆论和上级的双重压力、"双弱"格局下民众和地方政府如何实现妥协与合作构成了政务网络舆情回应中官民博弈的基本逻辑。     

网络问政的生态化考量

网络问政作为政府和公众通网络媒介进行互动交流的动态过程,包含了具有主体性的人和与之对应的环境,具有生态系统的特质。由于当前网络问政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存在主体角色定位不清、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以及网络技术有缺陷等问题,必须对生态主体进行管理并对生态环境进行建设,从而促使网络问政走上生态发展之路。     

加强“电视问政”平台建设的若干思考

发端于武汉市的"电视问政"已推广至全国多地。通过"官、民、学、媒"等多角色在电视演播厅内面对面问政互动,较好地推动了曝光问题的解决,及时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呼声。"电视问政"正在成为地方党委政府搭建的地方治理新平台,但要进一步强化和深化"电视问政"的社会效用,必须认真厘清节目的属性、参与者角色定位、问政技巧方式,深究问题形成与破解机制等理念与实践问题。     

论微博问政的规制及导引

网络传媒时代,微博问政作为网络问政的延展,成了公众参与和民主政治信息化表达的新形式。它以灵活、快捷、发散性和互动性强的特点,推动了公众参政、议政与社会管理体制的发展和创新。但微博问政面临着一些不足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规范化和保护微博问政不仅是民主政治的诉求和考量,也是构建良治政府、实现控制公权力的有效路径。     

网络参与下的地方政府回应模式构建

创建网络公众参与下的地方政府回应模式,不仅要确立地方政府回应的科学理念,加强政府回应的网络法制建设,建立网络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网络舆情预警体系建设,提高网络行政能力,也要提高社会大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明确公共政策输出渠道,完成传统与现代回应性设施的结合,进而全面提升网络公众参与下的地方政府回应水平。     

网络问政中投诉与举报渠道的现状及其对策——以S市网络问政平台为考察对象

以S市网络问政平台为考察对象,总结了S市网络问政投诉与举报渠道的运行现状及特点;并深入分析了其存在的不足,包括使用率较低、认可度不理想、回复质量不高、事后缺乏跟踪与反馈等;最后,对完善网络问政中投诉与举报渠道提出建议。     

网络问政的意涵、形式与特征

网络问政是网络参与型、互动型的政府信息化阶段的突出标志，是电子治理模式的一种体现。中国的网络问政可分为领导或者官员推动的姿态型网络问政、利用网络交流平台的引导型网络问政以及由于舆论或者网络性事件导致的压力型网络问政三类，其中，领导型的网络问政受制于个人的认识，缺少制度化的安排，因此作用有限；引导型的问政是制度化的安排，...     

论环境质量监管的制度因应——从“爆表”与“北京咳”谈起

"爆表"与"北京咳"作为2013年度的网络热词,隐喻了公众对当前环境质量监管现状的调侃与不满。据此有必要寻找环境质量监管回应现实问题的逻辑支点,并对环境质量监管的公共性和绩效性进行理论证成,进而构建规范政府监管权力、保障公众环境权益的环境质量监管之制度体系。     

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

网络参与将对政府决策产生深刻影响。探索政府在网络参与环境下如何回应,其机制何在,有何形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网络参与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机制:权力和信息,并通过大量案例实证分析,提出鸵鸟模式、杜鹃模式、蜂王模式和鸳鸯模式等四种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探讨了从冲突走向协商的可能性和途径,以期促进有序规范的网络参与,提高政府对民众的回应性和提升治理效能。     

政府的责任性取代其回应性何以能说通

《理论月刊》2012年第2期刊发了郑州大学刘兆鑫讲师《好政府不能"有求必应"———对政府回应性逻辑的质疑和超越》一文,文章主要探讨了"政府回应性的逻辑谬误"、"用责任性取代回应性"和"从政府责任到公共责任"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文章中刘兆鑫讲师认为走向复杂治理的公共行政不能以回应性为逻辑,提出了好政府不能"有求必应"这一主张。在其理论分析中,要以政府的责任性来取代其回应性,进而走向公共责任。相关分析缺乏科学推导之处,在此试着提出不同的见解。     

网民对网络问政的认同分析与对策——基于广东省惠州市网民问卷调查的分析

为了解新形势下"网络问政"的社会影响力、认同度,以及不同人群对于网络问政的看法与意见,从而找到促使"网络问政"工作链条连贯、持续、有效的方法和机制,本文就广东省惠州市网络问政平台运行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研究发现,网络问政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网络伪民意冲击民意真实性、党政官员问政能力不足、数字鸿沟的存在对网络问政的效果和可持续性造成不良影响等三个方面;并为此提出了对策建议:政府应在提高自身网络执政能力的同时,建立完善网络问政机制和相关法律体系,加大互联网的普及率,提高公民信息技术的运用水平,进而消除数字鸿沟,多种措施并举,使网络问政制度化和常态化。     

公众诉求与回应性监管:基于政务热线大数据的社会性监管创新——对三类社会性监管领域的比较分析

政府监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具。传统社会性监管重视政府和监管对象之间的互动,而忽视了公众诉求对政府监管的有效作用。运用北京市政务热线大数据,对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医疗卫生三大社会性监管领域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各领域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在不同时空颗粒度存在聚集和离散效应。环境保护诉求的公众聚集度最高,食品安全诉求的回应比例和公众满意度最高,医疗卫生诉求的回应时长最快、解决率最高。三个监管领域公众诉求的回应,共同受空间维度和政民互动程度的显著影响,时间维度与区域属性影响则依监管领域自身特征呈现差异。链接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性监管,可为大数据驱动的社会性监管创新提供实证支撑和实现路径。     

政府回应性：作为日常治理的“全回应”模式——基于LDA主题建模的地方政务服务“接诉即办”实证分析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全量回应市民诉求正在成为我国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的新形态。“全回应”模式具备即时全量回应、全部门回应、全层级参与等核心特征，因而政府回应性研究应从关注“回应与否”转向“回应质量”。信息技术赋能之下，接诉平台会汇集的公众诉求数量大、议题领域宽、行政层级跨越广、情绪指征鲜明、诉求表达充分度高，催生出新型政府回应模式及特征。本研究利用政策信息学主题建模方法细化诉求分析粒度，针对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多平台诉求类数据，考察政府回应效率、回应方式、回应详实程度等维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诉求主题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诉求来源、行政层级、诉求主题类型等因素皆会对政府回应性产生影响。相比之下，诉求的情绪呈现与诉求长度对政府回应的影响较弱。     

网络问政及政府形象传播研究

本文概要分析了“网络问政及政府形象传播”的研究意义,重点阐述了“网络问政及政府形象传播”的主要研究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以及重点难点等.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本文给出有关网络问政及政府形象传播研究的创新点.     

网络问政与政府回应

网络问政是信息技术时代网络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转型期中国,网络问政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可以相互促进,又产生若干冲突。规范网络问政,需要政府加强回应能力建设,包括宏观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电子政务建设和微观层面的具体制度设计。     

构建问政云平台促进政民互动与信息处理集约化——基于对奥一网及惠州网络问政平台的研究

通过对南都奥一网、惠州市网络问政平台进行研究,总结分析了中国网络问政平台的主要模式、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并重点探讨了通过建设大数据问政云平台来创新网络问政信息的处理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