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接市民与城市:超大城市治理中的热线问政与政府回应——基于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时代,热线问政成为超大城市感知城市演变、吸纳市民诉求、回应治理痼疾的新生机制。从政府回应性理论视角探讨了热线问政在连接市民与城市、重塑政府回应性的关键机制,并以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的海量实时数据为例,分析了超大城市热线问政过程中的市民诉求与政府回应之特征及其关系。研究发现,基础民生、基本民生和发展民生是北京市民对城市治理的主要诉求类型,不同类型的市民诉求具有鲜明的时空规律;政府回应在属地和部门分工上均显著存在。Logit回归表明,市民的诉求议题、时空特征、承办单位以及诉求属地的行政面积、人口密度、市民参与、人口复杂度和组织复杂度等,都显著影响着热线问政的政府回应性。     

“网络问政”中的回应性——对K市领导信箱的一个探索性研究

近年来,网络问政平台的涌现带来了政府与公众互动模式的革新,但技术的升级未必意味着政府回应性的真实提升。已有研究揭示了网络问政中存在政府回应的"选择性"与"有条件性"问题,但普遍存在测量方法的间接性和测量内容的简单性局限。政府对网络问政的回应质量究竟如何,我们依旧知之甚少。针对这一缺憾,选取K市领导信箱为研究对象,对其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情况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研究发现,K市政府回应与公众所提问题类型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回应时效、回应内容和问题解决方式上整体质量不高且存在不确定性,其透露出的是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中专断性、官僚式与形式化的治理思维惯性。探索合作治理型的回应模式,并通过制度化建设为之提供标准化、规范性的实践依据,是改进网络问政中政府回应性的应有之义。     

“回应性软化”：邻避冲突治理的一个解释框架

邻避冲突为何能发生重大转折，由“僵持不下”到“皆大欢喜”？为解释这一转折过程，论文从过程视角构建“回应性软化”解释框架，并结合L县S镇变电站项目建设的案例分析发现：当邻避项目建设中面临财政资金与补偿政策限制等刚性约束的“硬结构”时，基层政府会在回应民众诉求的同时，对政策系统内外部的多方主体采取认知、态度、情绪、利益等方面疏通的“软策略”，即“回应性软化”；通过预软化、再软化与软化术，最终润滑了邻避项目政策执行，促成邻避冲突发生转变进而得以成功化解。“回应性软化”是邻避冲突情境中基层政府的策略选择，又是邻避冲突治理的主要解释变量，可进一步丰富邻避风险治理的工具箱。     

公众诉求与回应性监管:基于政务热线大数据的社会性监管创新——对三类社会性监管领域的比较分析

政府监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具。传统社会性监管重视政府和监管对象之间的互动,而忽视了公众诉求对政府监管的有效作用。运用北京市政务热线大数据,对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医疗卫生三大社会性监管领域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各领域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在不同时空颗粒度存在聚集和离散效应。环境保护诉求的公众聚集度最高,食品安全诉求的回应比例和公众满意度最高,医疗卫生诉求的回应时长最快、解决率最高。三个监管领域公众诉求的回应,共同受空间维度和政民互动程度的显著影响,时间维度与区域属性影响则依监管领域自身特征呈现差异。链接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性监管,可为大数据驱动的社会性监管创新提供实证支撑和实现路径。     

行政回应的哲学解读

行政回应是现代政府的重要制度及理念,从哲学层面上解读,它具有主体性、公共性、约束性和相融性的内涵。行政回应的哲学特性决定政府应该以扮演表现性角色、反映公民诉求、对公民负责和为公民服务为价值目标。行政回应的哲学认知与制度建构的结合有利于发挥行政回应的制度功能。     

数字平台何以驱动政府回应性治理？——基于Y市“一接就办”平台的案例研究

“平台”是数字政府的关键组成部分。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的组织属性、技术效率两个视角展开分析,很少以微观行为视角探讨平台推动政府回应社会的深层机制,从而忽视了科层与平台互动共生的行为机制及其表现。基于科层与平台的互动逻辑构建了“流程式整合”分析框架,并以此框架透析Y市“一接就办”平台实践经验,探究平台运作、科层组织行为与复杂社会治理的关联逻辑。研究发现,面对复杂社会诉求,平台通过工作流程的生产、运行、办结或重启的完整闭环“统合”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的行为,驱动条块组织围绕诉求调整职责、展开协作,吸纳社会参与诉求反映和监督评价,由此调适政府组织间关系和激发社会参与活力,实现复杂社会的回应性治理。研究结论为分析科层与平台的互动共生提供了一个“流程式整合”理论模型,可为深化平台实践探索、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好政府不能“有求必应”——对政府回应性逻辑的质疑和超越

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要求政府加强回应公众服务要求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走向复杂治理的公共行政不能以回应性为运行逻辑,更不能简单地以政府满足公众需求的多寡作为衡量服务型政府实现程度的标准。以回应性引导行政改革是错误的路径,容易误导公共行政走向回应超载的危险境地;从公共权力的权责一致性出发,要用责任性取代回应性。政府要对公共利益负责,要将责任意识内化为行政人员的首要观念。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注重扩大共同体责任的范围。     

网络参与下的地方政府回应模式构建

创建网络公众参与下的地方政府回应模式,不仅要确立地方政府回应的科学理念,加强政府回应的网络法制建设,建立网络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网络舆情预警体系建设,提高网络行政能力,也要提高社会大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明确公共政策输出渠道,完成传统与现代回应性设施的结合,进而全面提升网络公众参与下的地方政府回应水平。     

青年大学生就业诉求及政府回应研究——基于全国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

本文通过对全国网络问政平台将近16万在读大学生及毕业大学生就业诉求数据分析，发现相比于党的十八大以前，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大学生就业诉求数量和政府回应数量显著提升。青年大学生就业诉求集中于秋招和春招时段，具有显著的周期性。通过大数据文本分析可知，党的十九大以来青年大学生就业中的工资拖欠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但在提升社会保障、完善人才政策、规范就业合同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各省份之间的就业诉求主题具有重大差异，需要各地针对性解决。此外，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就业诉求数量较大，但是地方政府的回应情况并不理想，导致中西部地区青年面临更严峻的就业形势。乡村青年能够克服“数字鸿沟”，表达自身的就业诉求，然而政府更愿意回应来自城市的就业诉求，在农村形成了“回应鸿沟”。因此，必须从青年就业诉求出发，分地域、分阶段推进诉求解决，从减少政策性约束、做好就业服务和更重视农村青年就业问题等方面持续发力，更好地解决青年大学生就业问题。     

论我国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矛盾激增而难以得到迅速解决。由于传统民意表达渠道的迟滞或受阻,公众迫切需要打破单向性的表达机制,使自己的利益诉求得到满足,网络平台的自由开放性为此提供了契机。网民通过论坛、博客、政府网站等多种途径参政议政,较于传统表达渠道,网络民意的表达具有成本低、时效快、自由度高、参与主体多元、参与议题多样等优势,公民积极借助网络参与民主决策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目前,政府对网络民意采取了较积极的态度,开通门户网站和微博,设立意见征集专栏和政务论坛等,但也存在政府回应性不足、网络环境规制不够等问题。因此,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加快行政理念的转变与创新,充分利用网络政务平台积极、主动回应民意;同时,政府要对网络环境进行法律规制,协调网民有序参与政治表达。     

政府回应性框架下的网络问政及治理思路

政府回应性框架将政府组织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将政府回应放在政治、行政、经济与技术等环境中去审视。把网络问政嵌入政府回应性框架之下考察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行政生态环境对政府回应的影响,明确了网络问政在影响政府回应因素中的位置,表明了网络问政对政府的回应性的挑战,为政府如何应对网络回应提供了思路。网络问政建设要注重宏观和微观环境的改善。宏观层面,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微观层面,要对网络舆情监测分析及妥善应对,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回应方式虚拟同现实相结合,回应制度化与常态化。     

“回应型司法”更能黏合民心

司法活动自有其实体判断上的擘业性和程序开展上的封闭性。然而，这并不能推演和正、叶化为一种绝对的“司法自治”。尤其对于公众普遍关注、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充分公开与积极网应有助于赢得司法权威。这样的“回应型司法模式”，应是多元社会聚合价值共识、化解社会争议、体现司法公正的必然选择。     

数字化社区治理:应用政务热线大数据创新物业管理

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心,物业管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关涉到政府、社会与市场三方的互动关系。为了解决传统社区治理在激发公众参与、促进政府回应方面的不足,本研究基于政务热线大数据探索数字化社区治理模式的实现路径,通过政务热线采集北京市社区物业管理的全量诉求,识别物业管理问题的时间趋势、类型特征和阶梯式的分布模式;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调研访谈和案例分析诊断社区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研究发现,城市化起步较早的核心区和中心城区,物业管理诉求集中于共有设备和公共秩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物业企业和业主组织等社区治理主体成为市民关注的重心。针对各城市发展区域之间差异化的物业管理诉求,政务热线可辅助社区治理决策的精细化和精准化,推动社区治理模式向数字化转型。     

和谐社会构建中政府回应机制的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构建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增强政府回应性。政府回应机制建构的基本维度是从回应途径看,既要以代议民主制增进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性,又要通过引进参与制增进政府的回应性;从回应方式看,既要通过电子化政府建设改进政府回应的应答系统,又要转变政府资源整合方式变革政府回应的行动方式;从回应流程设计看,在公众与政府互动中实现政府回应由公众到政府、再由政府到公众的循环,并将前馈控制与反馈控制控制结合起来。     

政府回应的理论分析及启迪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指出 :“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目标 ,也是增进政府责任性、回应性的重要途径。切实贯彻全会的精神 ,增进政府回应性 ,需要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本文从政府管理理论的发展和行政管理模式嬗变的角度 ,对政府回应理论作一般性的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对增进我国政府回应性作初步的探讨。一、政府回应的理论分析自 80年代开始 ,西方一些国家为使政府管理现代化而提出了增进政府的责任性、回应性和效率的改革目标 ,后逐渐成为各国行政改…     

公众参与视阈下政府回应力的提升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在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民主行政理念集中地体现为公众直接参与公共行政,并逐渐发展成为公众与政府合作对话的互动共治模式。中国这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巨型社会,已开始小心翼翼地涉入现代化转型的深水地带。在这个阶段，利益多元化促使公众的自主权利意识不断提高，政治民主化促使公众的民主意识不断觉醒，行政民主化促使公众的行政参与意识不断增强，这些都要求政府更多地考虑公众的意志和愿景。在此背景下，公众参与和政府回应力提升问题日益凸显。     

基于善治取向的政府回应力:逻辑、环境与成长

随着传统行政管理向现代公共治理的转变,政府如何回应公众便成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一背景中,政府回应力的运行必然实现从工具意义到责任意义、从单向回应到双向互动、从个体利益到公共利益的逻辑转向;而这一运行逻辑与现实环境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不适应性。而以善治视野对政府回应力问题考察,将充分考虑发展环境的影响,注重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互动关系,并重建政府运作范式,从而寻求在转型期的社会治理中不断提高政府回应力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互联网+”背景下政府回应问题研究

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网络政治参与正在蓬勃发展,政府回应正在发生着变革:新的回应渠道诞生、回应意识增强、回应速度变快、回应质量提升,政府回应力在不断增强。政府回应力的增强,是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思维方式的变革、组织文化的变迁、行政内部制度、价值理性和治理工具变化等构成政府回应的推动力,驱动政府主动做出改变,以提升自身回应力;党的大政方针、政府形象维护、政府绩效、网络民意的推动等构成政府回应的拉动力,迫使政府给予回应,也侧面促动了政府回应的提升。在这双向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政府回应有所改进。强化政府回应,关键是要形成长效机制,为此,可在以下六个方面加以努力:加强网络空间制度化,规范政府回应行为;树立服务理念和人文精神,提升回应主动性;加快服务职能转变,明确政府回应职责;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建设阳光政府;完善政府回应流程,搭建网络回应平台;构建政府回应绩效评估体系,提升政府公信力。     

“互联网+”背景下政府回应问题研究北大核心SSCI

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网络政治参与正在蓬勃发展,政府回应正在发生着变革:新的回应渠道诞生、回应意识增强、回应速度变快、回应质量提升,政府回应力在不断增强。政府回应力的增强,是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思维方式的变革、组织文化的变迁、行政内部制度、价值理性和治理工具变化等构成政府回应的推动力,驱动政府主动做出改变,以提升自身回应力;党的大政方针、政府形象维护、政府绩效、网络民意的推动等构成政府回应的拉动力,迫使政府给予回应,也侧面促动了政府回应的提升。在这双向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政府回应有所改进。强化政府回应,关键是要形成长效机制,为此,可在以下六个方面加以努力:加强网络空间制度化,规范政府回应行为;树立服务理念和人文精神,提升回应主动性;加快服务职能转变,明确政府回应职责;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建设阳光政府;完善政府回应流程,搭建网络回应平台;构建政府回应绩效评估体系,提升政府公信力。     

一位南京绿评参与者的直言：公众参与还须“更上一层楼”

随着城市地铁等建设项目的进行，南京城市发展与城市文化保护、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诸如怎样保护街道两边的梧桐树等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南京市政府面对公众诉求，积极应对，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建立平台，联合城市管理、园林管理等部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市民代表共同组成咨询小组，对南京市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作出评估和建议，这就是媒体广泛关注的“绿评”。本人有幸当选为第二次绿评会议的绿评员，得以市民代表的身份近距离地观察绿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