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悬赏

我国刑事悬赏实践中存在问题,应根据刑事悬赏的性质完善刑事悬赏的相关措施,廓清了人们对刑事悬赏认识上的误 区,为公安机关更好地适用刑事悬赏提供参考。     

论我国的刑事悬赏制度

在国内外的侦查实践中,刑事悬赏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作为刑事侦查中行之有效地破案措施,要正确运用刑事悬赏,必须从法律角度对刑事悬赏的概念、性质进行深入地分析,从而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悬赏制度。     

建立和健全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的法律思考

在国内外的侦查实践中 ,刑事悬赏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作为刑事侦查中行之有效地破案措施 ,要正确运用刑事悬赏 ,必须从法律角度对刑事悬赏的概念、效力、进行深入的分析 ,从而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悬赏制度。     

刑事悬赏之性质辨析与法律思考

近几年,随着广告业的蓬勃发展、随着刑事案件特点的变化,刑事悬赏这种已为世界各国所广泛使用的侦查手段在我国也迅速兴起,但由于法律定位不明,实际操作中就出现了较为混乱的局面。为严肃侦查权的法制性、权威性,规范刑事悬赏的使用,文章从悬赏、悬赏广告、通缉与刑事悬赏的关系入手,从法律角度辩明了刑事悬赏的性质和定位,并为规范使用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建议。     

刑事悬赏问题初探

悬赏缉凶在实践中屡见不鲜,其对缉拿重大案犯,侦破大案要案起到重要作用,已受到各国政府与警方的重视.本文拟从国外刑事悬赏政策入手,对其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刑事侦查有所裨益.     

刑事悬赏:国家公权的软肋?

刑事悬赏是指在刑事犯罪侦查中为发现重大犯罪嫌疑线索,缴获涉案财物、证据,查找犯罪嫌疑人,设立一定数额赏金,写明悬赏通缉(通告)对象的基本情况．以通缉令、通告的形式,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介发布,征集有关线索的一种侦查方式。     

悬赏广告问题再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悬赏广告已成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由此带来的悬赏纠纷也随之增加。我国至今尚无悬赏广告方面的立法。悬赏广告应是广告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其负担债务以一定行为的完成为生效要件。生活中新出现的“私人通缉令”、“悬赏取证”应属于悬赏广告的范围。但悬赏广告对“悬赏讨债”、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不适用。     

悬赏广告法律性质探析

传统民法学界有关悬赏广告法律性质的契约说和单独行为说均存在缺陷 ,通过将悬赏广告区分为普通悬赏广告和特殊悬赏广告 ,并分别论述普通悬赏广告和特殊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及有关问题 ,对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研究。     

完善悬赏通告使用制度的思考

建立兑现悬赏责任制和过错责任追究制,有诺必践,取信于民悬赏通告是公安机关以通告的方式向不特定的人(相对人)声明,完成通告指定的行为,公安机关给付行为人通告设定的悬赏金的意思表示。公安机关发布悬赏通告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悬赏通告公开发布后,行为人完成了悬赏通告指定的行为,行为人与公安机关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行为人享有获得悬赏金的权利,公安机关负有给付行为人悬赏金的义务。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兑现悬赏,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后果。建立兑现悬赏责任制实行“谁发布谁负责”的法律责任原则,落实责任制。根据法律规定的刑事案件管辖权限,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各级公安机关使用悬赏通告的权力和责任界限,理顺工作关系。发布悬赏通告的单位承担悬赏通告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后果,履行法定义务,兑现悬赏,避免悬赏纠纷。     

谈悬赏广告的几个法律问题

近年来,受益人为取得某种利益往往借助于新闻媒体,以广告的形式公开悬赏,受益人的某种利益或部分利益在他人的帮助下得以实现,但由此带来的悬赏人与被悬赏人之间因支付酬金而发生的纠纷也随之增加。本文试从民法理论上作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一、悬赏广告的内涵提到悬赏,人们直观想到的往往是对于遗失物的发现或返还的悬赏。但在现实生活中,悬赏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常见的有遗失物的悬赏、寻人启事的回     

充当学科带头人：意涵与要件

一个学科带头人，意味着他是一个统领、用贤、掌权和服务。衡量一个学科带头人的标准绝不仅仅是学术水平。在充当学科带头人的必要条件中，比个人学术水平更重要的，其实是与学术事宜有关的管理能力与人格品质。学科带头人是一项需要用心去做的工作，需要有一种境界。     

概念的系统性完善——论犯罪的方面与犯罪构成的要件、要素的关系

犯罪的方面包容相应的犯罪构成要件,犯罪构成要件由犯罪构成要素组成,对三者的定位涉及到坚持用科学系统论分析犯罪构成的问题,应当弥补传统刑法理论在概念上混淆三者的疏漏,科学构建完善作为理论大厦基石的概念,另外,对犯罪各方面下犯罪构成具体相应要件和要素纵向深入的剖析,进一步印证了对三者上述关系的分析。     

着手理论的消解与可罚行为起点的重构

把一个固定的着手“点”预定为可罚行为起点,违反了刑法作为经验科学的规律,这是形而上学的自然科学主义思维,在今天应当被清算;而中国的着手理论更非可罚行为起点;因此,再建可罚行为起点理论是刑法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可罚行为起点应当从罪过的明确性、主体推动犯罪进行的不停顿性、行为的危险性和形式上的非法性等四个方面进行综合的具体判断。     

言语交际中判断性“吧”问句的话语功能

判断性"吧"问句实质上是判断和提问这两种言语行为在特定话语位置要求下的融合,它的话语功能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指明某一事实;第二,引发以这一事实为话题的一段相对独立的会话.     

论共同犯罪与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作为划分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适用于一切犯罪行为。共同犯罪作为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在犯罪构成上具有自己的特性,表现为修正的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理论只有以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础,以共同犯罪的修正的犯罪构成,来认识和理解共同犯罪,才能为共犯的定罪量刑提供科学根据。     

论江泽民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思想

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治国思想,提出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是江泽民同志对毛泽东、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     

论罪刑法定原则两种解释范式的内在统一——兼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程序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主义解释范式(大陆法系)和实质主义解释范式(英美法系)是两大法系不同制度背景下的产物,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而有着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将两种不同解释范式理解为是罪刑法定原则蕴涵的价值冲突的结果,实是一种误读。     

财产权的三维价值论财产之于人生的幸福

财产之于人生的幸福既是一种朴素的情感，也是财产权理论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从财产给予人类的情感价值来说，它包括拥有之乐、获取之乐和利用之乐三个维度。拥有之乐，表达的是财产权所具有的个人情感，目的在于建立起财产权利的边界；获取之乐，实现的是财产权的人生价值，乐在享受财产权力；利用之乐，建立在财产能力之上，体现了财产权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建立此种财产价值观，财产权才能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的工具，在创造个体幸福的同时，也带来整体的共同福祉。     

文化模式与犯罪构成模式赵秉志

中国文化模式属于机体宇宙论，与“天人合一”的自本体观和直觉体悟的认识论相关联；西方文化模式属于机械宇宙论，与“征服自然”的他本体观和逻辑分析的认识论相关联。中国的犯罪构成是机体的犯罪构成，体现的诉讼规则是综合规则；西方的犯罪构成是机器的犯罪构成，体现的诉讼规则是可废除规则。在提高司法效率与实现司法公正方面，机体的犯罪构成与机器的犯罪构成均能实现各自均衡。机体的犯罪构成更利于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和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但在控制犯罪和实现刑法的社会秩序维护机能方面相对弱化；机器的犯罪构成更利于控制犯罪和实现刑法的社会秩序维护机能，但在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和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方面相对弱化。     

商业贿赂犯罪构成的若干新问题研究

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单位或者个人为了购买或者销售商品,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以财物的行为。但是在目前的刑事立法中,涉及商业贿赂犯罪的罪名过于分散,而且主体和对象界定都存在一系列问题,因此,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商业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同时明确侦办权限,以构建科学的商业贿赂犯罪预防与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