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与刑事错案关系探讨——证据法语境下的刑事错案成因分析

证据问题是导致刑事错案的主要原因。但理论界对证据与刑事错案关系的研究多停留在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层面，对于刑事错案发生的证据法根源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文章在证据法语境下界定了刑事错案的内涵，分析了刑事错案产生的证据法原因，提出刑事错案发生的主要根源在于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缺失。     

检察人员的证据意识与刑事错案的预防

什么是刑事错案？笔者认为,公诉案件的被告人经人民法院判决无罪的,均属于错案。错案分为两种：一是法律适用上的错案,二是证据适用上的错案。错案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对法律的错误理解而导致的错案，这是一种法律适用上的错案。二是由于违反证据规则而导致的错案．这是一种适用证据认定事实上的错案。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这两类错案均有发生，但多数情况还是后者，即适用证据认定事实上的错案。     

试论证据矛盾及矛盾分析法

证据矛盾普遍存在。包括证据内的矛盾与证据间的矛盾、证据与事实的矛盾、证据与情理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区分为根本性矛盾与非根本性矛盾、冲突性矛盾与差异性矛盾等。矛盾产生的原因包括事物的多样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主客观双重局限。出现矛盾或者过于一致没有矛盾都有助于我们发现疑点避免错案,而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证明的过程。应对矛盾,需要有效地排除、合理地解释、充分地证明以及适当地容忍。在有矛盾时确定事实,应注意所认定的事实不存在与确凿事实与情理的矛盾,不存在不能合理解释,无法排除与解决的根本性矛盾。或者虽然存在证据矛盾,但证据体系足以建立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     

让我们的司法不再因错案而蒙羞——从“赵作海”案谈两个证据《规定》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本文以"赵作海"案作为切入点,结合案例从公诉部门审查办理案件的角度分析"两高三部"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并分析如何在办案过程中按照规定进行非法证据排除,预防非法证据的出现。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在我国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排除非法证据、预防错案的出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本文坚信,这个过程将不会漫长。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与立法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完善法治、保护人权和抑制违法的需要，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存在立法不完善、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分配及实物证据排除问题规定不明确等问题，文章认为，应当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在刑事诉讼法、证据法中明确非法证据的种类、排除程序以及例外情形；由控方承担证明其提出的证据合法的举证责任；对于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的排除采取不同的排除标准。     

基于似然率方法的语音证据评价

法庭话者识别技术引入我国已有二十多年，目前该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类刑事和民事案件中，纵观世界各国的法庭证据评价体系，除了DNA证据以外，其他证据检验鉴定结论的表述通常有三种：同一认定、否定排除和倾向性意见。简单肯定和否定的结论存在很大的弊端．即过高估计了证据的力度，因而有时可能会造成错案。鉴于此,国外一些学者提出在鉴定结论的表述和价值评判上引入基于贝叶斯理论的“似然率”方法。本文结合目前的法庭话者鉴别方法。重点介绍基于贝叶斯理论下的“似然率”理论体系．并阐明该方法的优越性、局限性以及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现——以规范与实践为视角的双重展开

非法证据的存在不仅破坏了刑事诉讼的基本职能和价值,部分非法证据的收集过程和由此而来的裁判结果还造成了对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近年来,我国司法领域中发生的错案均与非法证据有关,这在侵害当事人权利的同时,也让我国的司法公信力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因此,在现代法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不可缺。在比较借鉴国外规则、总结司法解释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标志着这一规则在我     

论无罪证据在刑事错案预防机制中的重要地位

冤假错案对社会良性运转的妨碍,对司法公正的破坏,对涉案当事人及其家属的伤害都是无法估量的。造成这些刑事错案的重要因素就是无罪证据意识的缺失。本文将在厘清无罪证据概念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刑事错案形成过程中的证据因素及案例分析,以重塑无罪证据在刑事错案预防机制中的重要地位。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与立法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完善法治、保护人权和抑制违法的需要,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存在立法不完善、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分配及实物证据排除问题规定不明确等问题,文章认为,应当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在刑事诉讼法、证据法中明确非法证据的种类、排除程序以及例外情形;由控方承担证明其提出的证据合法的举证责任;对于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的排除采取不同的排除标准。     

刑事错案及其纠错制度的证据分析

本文针对我国刑事错案种类泛化的问题,分析了"有错必纠"与无罪推定、证据裁判等法治原则的冲突;运用"证据之镜"原理阐释了刑事错案发生的不可避免性;通过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考察,限定了刑事错案的范围;通过对刑事再审制度和错案追究制度的认识论和价值论考察,强调了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加强证据制度建设对纠错制度完善的重要意义。     

论可补救的排除规则

中国证据排除规则宜称为"可补救的排除规则",补救与排除的对象包括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证据的补救方式包括补正、证据重作(重新取证)、补强或印证、合理解释等。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都具有补救可能性,但两者在补救与排除的顺序、补救的侧重点、难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于非法证据,应当贯彻"先排除后补救"的原则,对于有补救条件的,则应当通过证据重作的方式补救其内容。对于瑕疵证据,则应当贯彻"先补救后排除"的原则,主要是采用补正、补强或印证、合理解释等方式,使其具有形式上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对于不能补救的,也应当予以排除。     

检察机关在DNA证据审查中的问题与对策

以往的司法实践中,鉴定意见作为结论性证据,对定案常常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由于忽视DNA鉴定技术的应用从而导致错案发生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往往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热议,这也正印证了DNA证据在纠正刑事错案方面独一无二的功能。下文在总结10例涉及DNA鉴定问题的错案的基础上,寻求检察机关审查DNA证据     

非法证据排查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卞建林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上著文《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重要问题》说，学界通常把非法证据分为三类：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以及在非法获得的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的派生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均具有重要意义，这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应该确立什么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司法实践中诸多技术性细节问题仍有争议，     

浅析刑事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关系

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是证据法学中紧密联系而又有着明显区别的两个概念，二者的关系则是证据法学的基本问题。对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关系的正确处理有利于公平高效的裁判，同时有利于遏制司法腐败。在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冲突问题，突出表现为对非法证据的处理，应原则上绝对排除，例外中相对排除。     

美国无罪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随着近年来美国刑事错案的研究进展,人们发现,在检察官不端行为所导致的错案当中,办案检察官不开示无罪证据这一原因占据了首位.从1963年联邦最高法院确立无罪证据开示制度以来,50多年的实践表明,该制度是美国最具有争议,检察官最不愿意执行的制度之一.随着检察官隐瞒无罪证据导致的错案不断被发现,近年来呼吁强化检察官无罪证据开示义务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但是几次改革却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检察官无罪证据开示制度虽然还不尽如人意,但有关研究已经表明,检察官开示无罪证据对于防范冤假错案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的相关经验和教训对于防范冤假错案、构建我国的证据制度意义重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操作问题研究

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有一些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就其适用范围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适用于"侦查机关的违法取证行为"而不适用于"私人的违法取证行为",但对于私人采用极端反人性的手段所获取的证据,应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同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适用于"非法证据"而不适用于"瑕疵证据","瑕疵证据"可以经由补正而继续使用,而"非法证据"则应当彻底排除,而且这里所谓的"排除",指的是彻底意义上之排除,即,一经排除则不得再次采用;对于口供而言,不仅排除该证据,而且排除该证据源,即不仅排除该口供本身,而且排除口供这一证据类型。     

浅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意义——兼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平衡。我国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一直都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问题。近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出台,更加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讨论。本文在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同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进行了探讨,对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了相关见解。     

公证证据的审核认定及使用探析

公证证据具有比较高的证明力，但是在实践中应当如何加以认定和排除，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应当把握哪些原则，本文聚焦于这些问题，以期对实践产生一定的指引作用。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的探讨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是在惩治犯罪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对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加以约束。通过探讨非法证据的界定、瑕疵证据的补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分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足,进而提出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建议。     

基于似然率方法的语音证据评价

法庭话者识别技术引入我国已有二十多年,目前该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类刑事和民事案件中。纵观世界各国的法庭证据评价体系,除了DNA证据以外,其他证据检验鉴定结论的表述通常有三种:同一认定、否定排除和倾向性意见。简单肯定和否定的结论存在很大的弊端,即过高估计了证据的力度,因而有时可能会造成错案。鉴于此,国外一些学者提出在鉴定结论的表述和价值评判上引入基于贝叶斯理论的"似然率"方法。本文结合目前的法庭话者鉴别方法,重点介绍基于贝叶斯理论下的"似然率"理论体系,并阐明该方法的优越性、局限性以及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