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视角下对医疗损害责任“以鉴代审”论断的质疑

法官过度依赖医疗损害鉴定进行审判的现象称为“以鉴代审”。实证数据表明,鉴定意见被采信的案例中,鉴定意见的责任类型对应的判决责任比例区间跨度大,法官不按照鉴定意见确定责任及比例的现象并不罕见。在无鉴定意见时,法官也会判决医疗机构承担责任。故认定我国医疗损害纠纷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以鉴代审”是误判。医疗损害鉴定意见只是一种证据,导致上述误判主要是因为法官视鉴定意见为规避绩效考核风险和规避当事人诘难的工具,当事人、相关研究者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以技术型法官、专家辅助人取代鉴定人的路径并不奏效,应完善医疗诉讼裁判法官的考核机制,充分调动当事人参与鉴定程序。     

医疗损害鉴定一元化实证研究

医疗损害鉴定二元化一直是医疗损害案件司法实践中的难题。法官在选择医学会还是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时没有顺位偏好。在涉及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专业性与中立性评价中,法官优先考虑中立性。鉴于二者的痼疾,即医学会行业保护以及司法鉴定机构趋利性,重新整合相关资源成立唯一的医疗损害鉴定机构就成为了大多数法官对一元化制度建构的优先选择。一元化的关键是鉴定标准的一元化。立法部门或其他主管部门应制定医疗过错分类、因果关系判断及损伤参与度认定的统一标准,并对鉴定程序特别是听证程序和鉴定次数、鉴定专家库以及鉴定人员的准入进行一元化制度设计。     

强制医疗程序整体构造成因论

本文分析对象在于司法精神病鉴定与强制医疗程序间的关系问题,在于看似分布于刑事诉讼法不同章节和范畴的制度间的联系问题,正是司法精神病鉴定对强制医疗程序的整体构造发生着决定性的影响.法官在面对普通证据的审查判断上,由于缺乏心证能力,导致在实践中出现"相对证据证明力法定化"现象,而在鉴定意见这样的科学证据面前,则进一步陷入"绝对证据证明力法定化"境地,而当问题最终进入强制医疗程序中的精神病鉴定这个特殊领域,则因为司法精神病鉴定又不同于一般科学鉴定,从而导致出现更为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本文讨论的焦点其实并非广义上的鉴定问题,而是特指其中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但是,要想对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就必须首先对普通证据的审查判断进行第一个层面的分析,继而在此基础之上,对科学证据的审查甄别进行第二层次的分析,最终,才能透过这两层分析,清晰看到作为科学证据中的特殊种类—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法官判断问题,而法官对这一特殊种类证据的判断,正是决定强制医疗程序本身性质归属的关键所在.同时,这也是司法精神病鉴定与强制医疗程序二者结合的联接点所在,是将传统刑诉研究中并未关联的两种制度进行系统化分析的基础.     

新《刑事诉讼法》法医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正司法实践中,我国法医鉴定人不出庭、不愿意或不敢出庭参加质证的现象比较普遍。笔者现就有关问题作一浅析。1法医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现状及原因分析1.1法官过于相信鉴定意见实践中,许多法官过于"迷信"鉴定意见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在对鉴定意见未加严格审查或者未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的情况下,就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这种做法剥夺了当事人对鉴定意见要求行使质证的     

新《刑事诉讼法》法医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司法实践中,我国法医鉴定人不出庭、不愿意或不敢出庭参加质证的现象比较普遍。笔者现就有关问题作一浅析。1法医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现状及原因分析1.1法官过于相信鉴定意见实践中,许多法官过于"迷信"鉴定意见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在对鉴定意见未加严格审查或者未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的情况下,就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这种做法剥夺了当事人对鉴定意见要求行使质证的     

基于学科维度的鉴定意见采信问题研究

鉴定意见采信问题取决于与其他证据的印证和对其自身的审查。对其自身审查实质上是对其生成要素的审查,即对具有法律属性的共性生成要素及以不同学科为基础的差异性生成要素审查。具有法律属性的生成要素在法官的认知范围之内,可以简化其质证程序;具有科学属性的生成要素超出法官的认知范围,应当由鉴定人或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庭审中进行质证,即依照鉴定意见生成要素共性与差异性的分类构建"法律+X"鉴定意见审查模式,其中"X"代表相应的学科,以此推进鉴定意见的法律性审查向科学性审查的转变;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中法官在判决书中完全采信、部分采信或不采信鉴定意见说理论证;维护司法公正。     

医疗诉讼中的医疗专家意见和法官自由裁量:谁主沉浮?

在医疗诉讼领域,医疗专家意见或行业"普遍做法"是强有力的证据但不是最终证据.著名的Bolam案似乎赋予医疗行业的普遍做法以终局性.Bolam测试标准不仅在治疗领域得到了适用,而且被扩展到了诊断领域和知情同意领域.但这一标准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并没有得到认可.在Bolitho一案,英国的司法观点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司法观点逐渐接近.法官特别强调了来自医学界的观点是"有逻辑基础的"、"合理的"、"值得尊敬的".鉴于医学专家意见的非终局性,尽管专家意见的存在,法官应运用风险-益处方法具体分析具体案件.     

医疗损害诉讼中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构建

由于医学的复杂性和法官知识的局限性,导致医疗损害案件的审理中存在法官过分依赖鉴定意见的现象。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为视角,界定了专家辅助人的概念,明确了构建专家辅助人的意义,分析了构建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最后探讨了在医疗损害诉讼中构建专家辅助人制度应明确的几个问题。     

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探讨

文章首先从法官对司法鉴定意见的态度、法官对司法鉴定意见质证以及法官对司法鉴定意见采信等三个方面对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进行了探讨.然后从鉴定主体、鉴定客体以及鉴定内容等三个方面对影响司法鉴定意见证据效力因素进行了分析.     

论我国刑事鉴定意见审查判断权的实现

法官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是裁判权的重要内容.而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往往流于形式,鉴定意见的采信率极高.其主要原因在于:鉴定意见基本由侦查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作出,法官难以触及鉴定过程、法官鉴定意见实质性审查判断能力不足,以及公检法一体化司法体制使得法官往往忽视对鉴定意见的审查.鉴定意见审查判断权的实现除需要分离侦查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逐步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和建立专家陪审员制度外,还有赖于司法逐步走向独立.     

刘振红:司法实践中要慎提鉴定意见具有权威性

在司法实践中,要慎提鉴定意见具有权威性。其一,"鉴定意见具有权威性"会成为司法人员怠于审查鉴定意见的借口。依照刑诉法规定,鉴定意见等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依法审查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防止"垃圾科学"进入诉讼,是法官必须履行的"守门人"职责。其二,"鉴定意见具有权威性"会使司法人员在面对多份鉴定意见时盲目崇拜权威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司法     

司法精神鉴定的证明风险防范

司法精神鉴定的科学性、综合性使得法官对其进行审查认定显得力不从心,导致鉴定专家在此问题上成为了案件事实的裁决者,医学诊断因此而替代了司法证明。这种证明风险的形成不仅与司法精神鉴定的对象与内容有关,也是法律制度的不完备所致。为维护程序的制度功能,保证审判权的完整,有必要在区分医学问题与法律和事实问题的基础上,对司法精神鉴定意见依照证据规则进行审查和认证,通过制度化的机制建构防止鉴定人由法官的"助手"变成法官的"主人",避免司法精神鉴定中案件事实裁决的专家垄断。     

关于刑事鉴定的几个问题——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从而确立了事实认定的主体应为司法工作人员,而非鉴定人。但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理由却无法真正得到司法人员的回应。鉴定意见的质证有效性不仅有赖于鉴定人出庭接受交叉询问,更需要借助专家辅助人员的专业性意见。鉴定意见的采信必须以法官的心证公开原则为保障。     

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思考

目前,我国医疗损害赔偿鉴定的机构存在二元化的模式[1].医疗损害鉴定是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法官确认医方是否承担医疗损害责任的关键环节,其鉴定结论作为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关键证据,直接关系到法官能否公正裁判案件、合理化解医疗纠纷.二元化鉴定模式,导致鉴定的启动、委托及鉴定结论的采纳等环节给审判带来了一定难度.而这两种模式产生的鉴定结论经常互相矛盾,导致重复鉴定、当事人的上诉.笔者从目前我国医疗损害鉴定的现状进行分析,试提出在我国如何建立独立的医疗损害鉴定体制.     

论医疗损害技术鉴定危机与改革

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法官对鉴定结论的依赖性造成了目前医疗鉴定中,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与法医学医疗鉴定共存的二元化局面。侵权责任法在民事赔偿上否定了医疗事故的概念,提出以医疗损害责任为核心的民事责任制度,使医疗鉴定面临了新的问题。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机制和法医学医疗鉴定机制都存在种种缺陷,不能完全满足侵权责任法对医疗鉴定的新的需求。无论是鉴定结论的固有属性还是侵权责任法的新的技术内容都要求对现有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模式进行改革,建立起符合《侵权责任法》要求的医疗损害技术鉴定制度。     

论医疗损害技术鉴定危机与改革

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法官对鉴定结论的依赖性造成了目前医疗鉴定中,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与法医学医疗鉴定共存的二元化局面。侵权责任法在民事赔偿上否定了医疗事故的概念,提出以医疗损害责任为核心的民事责任制度,使医疗鉴定面临了新的问题。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机制和法医学医疗鉴定机制都存在种种缺陷,不能完全满足侵权责任法对医疗鉴定的新的需求。无论是鉴定结论的固有属性还是侵权责任法的新的技术内容都要求对现有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模式进行改革,建立起符合《侵权责任法》要求的医疗损害技术鉴定制度。     

医事鉴定制度建立之探讨

法官需要借助医疗行为过错鉴定对医疗纠纷民事侵权诉讼中医疗行为过错进行认定。现行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范围过窄 ,法医鉴定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 ,均不能从事医疗行为过错鉴定。应当扩大目前医学会组织专家从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范围 ,建立医事鉴定制度 ,使鉴定工作与民事诉讼相对接 ,更好地服务于审判工作。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采信

医疗纠纷既是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也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中的疑难复杂案件。医疗损害赔偿是民事侵权最为棘手的问题,究其原因,首先是医学的复杂性及极强的专业性决定了医疗过失、因果关系的认定极其困难;其次是由于法官欠缺医学知识、经验和技能,缺乏医学判断能力。因此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如何正确理解,客观评价和灵活运用医学专家的鉴定意见和证言,是审理医疗损害纠纷案件必须解决的问题。目前在审判实践中,运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存在最大的问题是对医疗     

精神病司法鉴定后的结果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涉案精神病人经司法鉴定后的处理和医疗情况。方法:通过对2011年1月-2012年7月经我院法医精神病鉴定所鉴定完结后涉及责任能力评定的487例案进行反馈调查,用自制表格调查案件的处理情况,用SPSS11.0软件对存档数据进行统计。结果:(1)462例刑事或社会治安案件中涉及责任能力评定的精神病人,71.00%接受了非刑罚处理,29.00%接受了刑罚处理,非刑罚处理的比例较高,共234例的处理与评定意见不一致或有差异。(2)非刑罚处理案例中43.6%案后实施医疗,56.4%例未经任何医疗直接流入社会,强制医疗的比例低,政府参与、执行的少。结论:(1)鉴定意见只是一种专家意见,法官对案件的判定需考虑诸多因素,案件的最后处理与鉴定结论不对应是很常见也是很正常的,但不同地区存在较大差异。(2)政府执法机关应提高对精神病犯罪的认识,健全强制医疗制度,加强强制医疗的具体实施。     

评“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诉讼功能——借助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后司法首例的分析

我国立法机构对"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诉讼功能缺乏足够且清醒的认识。借助于首例实践的具体分析认为在直接功能上,该制度有可能减少法官对鉴定意见的误判,但不能保证鉴定意见的正确判断;在间接功能上,可以揭露个案鉴定意见中的问题,但不能保障鉴定质量的普遍提高。而且,该制度能够轻易挑起专业领域内的分歧,诱发"重复鉴定",进而产生有损于司法效率的负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