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湄合作中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从碎片化到平台化

澜湄地区的安全问题以非传统安全为主,涉及跨境犯罪、社会公共卫生、水与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犯罪等广泛议题,呈现出明显的复合性与联动性的结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自2016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成立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澜湄合作给予广泛关注和多视角研究,但对于该机制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还相对缺乏。长期以来,澜湄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属于“碎片化”治理模式,机制拥堵,治理政策、资金、技术、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分散,且缺乏持续性,导致安全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澜湄合作机制成立后,从合作治理内容、结构、参与主体等方面,推动了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步向“平台化”模式演进和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了澜湄地区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已将非传统安全合作列为重点合作内容,未来澜湄合作需要在治理范式创新、多层平台搭建、早期项目设计和收获等方面完善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持续推动澜湄合作拓展和深化。     

印度洋地区非传统安全治理与中国的参与路径

印度洋地区安全正处于重大变动之中,非传统安全议题正日益凸显,但印度洋地区的安全治理状况落后,存在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与地区内国家和区域组织治理能力不足的矛盾。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印度洋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以及崛起中的大国,对印度洋地区事务的参与和关切不可避免,然而当前部分国家依然沿用地缘政治的权势逻辑透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一举一动。对此本文主张通过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参与路径来寻找中国与区域内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以增强合作的可能性和减少他们对中国的畏惧,相应的措施包括积极通过参与已有多边安全机制、创设新的安全机制、加强大国合作与协调以及自身非传统安全治理能力建设等多个渠道积极参与印度洋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     

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评析

粮食安全与否,对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安全都意义重大。它所产生的威胁具有高度跨国性、扩散性、嬗变性、多层面性和多向度性,是典型的非传统安全。实现粮食安全,要超越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念和手段,建立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基础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构建多层次和大规模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有利于提升各成员国的粮食安全水平,促进金砖国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高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能力,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改革,构建金砖国家命运共同体。作为金砖国家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基本确立了合作架构,初步搭建农业科技信息平台,金砖农业实力不断壮大,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实现有限合作,具有了金砖国家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雏形。但其仍然面临着合作动力减弱、合作机制不完善和合作领域亟待深化的挑战。只有金砖国家真正树立并践行新安全观,才能聚合各方诉求,加强合作动力,深化气候、科技创新、农业贸易投资便利化、信息交流与共享等领域的合作,完善政府、科研、企业三位一体的合作机制,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向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大湄公河次区域非传统安全治理探析

随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渐形成。目前,次区域非传统安全治理主体实现多元化,治理范围不断扩展,治理机制框架基本完善,治理成就显著。但次区域非传统安全治理仍面临着众多挑战,如：各国对中国存有戒心,政治经济差异和安全治理协调机制不健全等。未来的次区域非传统安全治理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必须在加强政治互信,促进经济合作与完善沟通机制等方面采取有效对策。     

国际反海盗行动与全球治理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全球治理议程在国际社会兴起.然而,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密切关联,对其性质和目标理解上的偏差,合作架构的困难,也导致既往的全球治理走向碎片化,降低权力结构的作用,忽视国家尤其是大国合作的基础性作用.有效的全球治理仍有赖于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有赖于大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行为体等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国际反海盗行动为全球治理的有效合作提供了例证.     

中国安全外交与地区多边机制

中国安全外交的界定具有内涵与外延不断演进的历程,反映了中国应对国内安全问题时所承受的外交压力,并因此而采取的因应新安全观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政策措施。中国安全外交体现了中国综合运用外交手段应对和解决国内外安全问题的新思维,超越了将安全问题与外交手段简单结合的传统思维,满足了当前形势下各国处理全球性安全问题的新要求。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下对国际和国内安全治理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国家安全、传统安全和联盟安全,增强了对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认识。中国在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地区多边机制中的安全外交具有一致性特征,反映出中国试图促进更为包容、更加有效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消除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对地区安全形势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安全外交也处于快速演进过程中,效果已经逐渐显现出来。随着中国提出并逐渐充实和完善亚洲新安全观,中国安全外交也将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深海安全治理:问题缘起、国际合作与中国策略

深海区域是重要的全球公域,其丰富的资源储备和巨大的军事战略价值成为吸引世界各国深度参与深海开发的重要诱因。近年来,各国深海力量投送的不断加强,也在国际深海领域造成了如生态安全、军事安全、经济与资源安全以及人身安全等各种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深海安全问题的出现,会对深海开发的良性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重视和加强对国际深海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现阶段,国际社会在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的基础上,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国际海底管理局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共同参与的总体治理架构。但是,现阶段的国际深海安全治理还存在着治理主体层次不够多元、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的治理相对乏力等亟须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在和平利用国际深海资源方面,发展迅猛。进一步关注国际深海安全问题、有效参与国际深海安全治理,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中国可以在进一步有效感知深海安全问题、夯实参与国际深海安全治理的实力基础以及打造深海“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进一步着力。     

亚洲安全治理转型的历史分析与趋势展望

冷战对亚洲安全格局产生了根本影响，助推美国在亚洲安全格局中的主导地位，由此形成支离破碎、犬牙交错的地缘安全格局，迟滞地区国家探索亚洲安全治理的进程，导致多种安全观剧烈碰撞、相互影响并复杂互动，使亚洲形成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为世界走向多极化创造了条件。从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分析，亚洲安全治理主要存在美国主导的亚洲安全治理、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安全观及其实践，各种类型的安全治理在现实中并存共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当今亚洲复杂多元的安全治理体系。中国在积极倡导新型安全理念、共同维护地区安全、探索安全治理新模式、强化大国战略互信、管控周边难点热点问题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政策和举措，并取得了积极效果。亚洲安全架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中国要以新安全观为指引，积极推动新安全观同地区各方安全理念和治理模式对接，推进亚洲地区安全架构建设，深化同有关国家的互信合作，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促进亚太安全治理和推动亚太安全新格局的构建中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澳大利亚-印尼海上安全合作:动因、现状与影响

澳大利亚和印尼作为海上近邻,共同面临着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如非法捕鱼、人口走私与恐怖主义等,加之两国顶层海洋战略设计的契合,两国开展了海上安全合作。澳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兼顾双边战略框架与多边安全架构,同时在务实领域密切合作。两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已取得一定成果,在海上安全能力建设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了常态化合作机制。两国的合作关系呈现出合作领域主权敏感性低、供给不对称以及机制化程度低等特征。总体来看,澳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对中国周边海上安全并不构成直接威胁,但中国仍需密切关注其发展。     

试论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东盟国家间关系的推动作用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促使区域层次开始凸显为国家间安全合作的主要平台,安全地区化态势使地区合作成为一种新的安全、发展和战略思维。东盟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进展以金融危机为分界线,随后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爆发促使该领域的合作在地区层面展开。通过对非传统安全合作促进东盟国家合作的多层面分析,可以推断,非传统安全问题将在广泛领域内推动东盟国家间合作,而不仅仅局限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东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架构与中国的策略思考

在东南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存在3个层次的合作机制。东盟主导下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深化缓慢,执行乏力,主要扮演着合作的倡导者和规划者的角色;成员国间的双边或多边小范围合作机制是东盟合作计划的实施者,但合作领域单一,能力有限;区外西方大国主导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相结合,发展迅速。这3个层次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既相互支持,又相互竞争。面对东南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的独特架构,中国需进行策略思考。     

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

非传统安全困境存在吗?这种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能否将其化解?既往研究通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家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的行为逻辑,用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前者,安全化与和合主义等概念描述后者,认为后者更易导向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非传统安全危机,然而世界各国却在应对过程中合作乏力、对立加深,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困境,各国政策和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原因。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因势利导,增强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识,依托既有地区合作机制凝聚共同利益,形成了增强政策和行为意图确定性的“威胁—利益”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非传统安全困境。2020年4月,为应对疫情而召开的“10+3”特别峰会即为例证。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安全利益的共识虽有待增强,但对安全威胁的预估已趋于一致,是化解当下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一个地区性积极表征。     

全球安全倡议的文明基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根植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并因此展现出以合作安全、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多边安全为特征的理论逻辑。美国出于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动机，对亚太地区施加以竞争安全、封闭安全、分割安全和单边安全为特征的传统安全范式，导致该地区大国战略博弈日益加剧、安全阵营化趋势加快、安全困境螺旋上升和非传统安全竞争日趋升温，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一个新的安全范式，即以合作安全应对竞争安全、以开放安全对抗封闭安全、以共同安全替代分割安全、以多边安全超越单边安全。针对美国推行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亚太地区的普遍安全和持久和平提供了实践路径，包括促进地区大国良性互动、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机制、塑造地区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以及强化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     

非传统安全与南海地区国家的策略性互动

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南海地区人与社会经济、自然发展关系扭曲的结果。它与南海传统安全交织出现,给地区国家安全与海上航行安全带来了巨大冲击。但相比之下,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学界太多的关注。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且在九一一事件后主导南海地区安全形态。其后,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了地区国家的重视,虽在地区国家加强合作下有所好转,但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由于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间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及现有的民族、宗教矛盾,未得到实质性改善,未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南海地区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策略性互动还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与问题,而这些不足和问题使地区国家在南海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效果不彰。不仅如此,针对地区内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需要和东盟国家找准方向,为解决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探索有效途径,进而实现共同维护南海稳定与和平的目标。     

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理念主张与实践探索

参与中东安全事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在理念层面,中国维护共同安全,坚持公平正义,捍卫多边主义,倡导综合治理,主张求同存异。在实践层面,中国积极推动有关各方政治对话,开展外交斡旋和大国协调,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和人道主义援助。展望未来,在参与中东安全事务中,中国既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又需要各部门统筹协调;既要顺势而为,又要主动谋划;既要尊重对象国主权,又需要建设性介入;既要参与冲突解决的"上半场",又要参与和平建设的"下半场",与国际社会一道应对中东地区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为中东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中国与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现状与意义

“9.11”事件突出表明,当今世界安全威胁呈现多元化、全球化的趋势,各国在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增多,相互依存加深,加强对话与合作成为寻求共同安全的重要途径。尽管传统安全仍是许多国家关注的主要内容,但非传统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各国的重视。①本文以非传统安全为例,论述了中国东盟在这方面合作的背景、现状和意义。     

伊战后美欧建立中东"次区域"安全秩序的设想分析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中东地区充满危机的安全局势始终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鉴于中东地区范围广泛、问题复杂,短期内难以构建一项解决中东各种安全危机的整体战略,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提出了一个建立中东次区域安全秩序的战略设想.这一战略把大中东地区从地缘关系上划分为波斯湾地区、东地中海地区和西地中海地区三个区域,并把其战略重点集中于首先建立波斯湾地区的安全新秩序.建立波斯湾地区的安全新秩序,必须尽快稳定伊拉克战后的国内社会局势和妥善处理伊朗核危机.这不但需要美欧国家采取更加切合实际的措施,也需要波斯湾国家建立自己的安全合作机制,而且还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与努力.     

探析中俄地区安全务实合作

中俄在许多安全领域具有共同利益，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也有较为坚实的政治、经济和历史基础。在新的安全环境下，中俄双方需共同努力，在以下方面推进务实安全合作，保证战略稳定和地区稳定：共同推动上合组织有效履行维护地区安全责任；在战略互信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军事合作；加强维护地区安全方面的合作；深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 网络安全挑战与治理

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那类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混的威胁而提出,在缘由、意图、主体、手段、地缘等多方面显示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元性”特征。网络安全威胁是“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重要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特征,网络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一些国家奉行进攻型网络安全战略,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威胁升级与安全困境,不利于全球网络安全维护。“优态共存”基于中国“和合”价值观而提出,主张认同建构与互惠共建,更好地适应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跨界合作、“大安全”观与超越安全困境的能力要求,是较优的网络安全治理方略,可成为“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一般路径。     

中国参与东亚多边安全合作及其理论分析——以东亚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为例

冷战后,东亚地区兴起了以各种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为代表的多边安全合作模式。中国在10多年的参与过程中坚持东盟主导,遵循“不干涉他国内政、协商一致和灵活非正式”的东盟原则,重点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和防务对话,主张以建立信任措施为主要目的并探讨符合东亚特征的预防性外交。文章认为,中国应以主人翁姿态参与东亚安全合作,并以“10＋1”和“10＋3”机制为基础,广泛推进地区安全合作议程的创设,为东亚多边安全机制提供足够的物力、财力和智力支持。